章节目录 第四章 启迪人生的思想

(88106 www.88106.info)    爱因斯坦作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在科学史上是一颗闪烁夺目光芒 四射的巨星；但他又是一位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杰出的思想家，一个有 高度社会责任感正直的人。他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科学观、经 济观、教育观、道德观和宗教观等方面均放射出启迪后人的一系列思想 光彩。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思想家，他萦怀于心的是如何对社会负责。他 向学科学技术的青年指出：“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 人的本身，应当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 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 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他认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 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一个人的真正价值 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他总是 坦荡直言，对他所经历的每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都要公开表 明自己的态度。对他所了解到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迫害，他都要公开谴责， 否则，他就会“觉得是在犯同谋罪”。有人劝他对政治问题还是以明哲 保身为好，可他鲜明地答道：“试问，要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 伏尔泰和洪堡也都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 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 服务。”的确，爱因斯坦留下的大量文稿、言论、书信，成为人类思想 史上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

    1.哲学家——科学家

    爱因斯坦自我认为：“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倒不如说我是哲学家。”

    一语见的。相对论的创立，不仅在物理学界具有革命意义，而且也震撼了哲学界。他既获得了科学家们的赞扬，也得到了哲学家们的肯定。法国数学家、约定论哲学家、相对论思想先驱者H.彭加勒评论说：“爱因斯坦先生是我认识的最富创见的思想家之一。他虽然年轻，却已经在当代第一流科学家中间具有最崇高的地位。”海森堡称他为：“一个其思想对世界的变化作出了超过任何其他人的贡献的科学先驱者。”G.霍尔通指出：相对论所以具有双重的重要性，原因在于爱因斯坦的著作不仅提供了一个新的物理学原理，而且像怀特海（A.N.Whitehead）所说的，提供了一种原则、一种方法和一种解释。

    爱因斯坦作为一位哲学家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发现”爱因斯坦应列入哲学家名单的竟是一位科学家。德国威廉皇帝学会第一任会长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VonHarnark）上任时说：

    “人们抱怨我们这一代没有哲学家。可是他们错了。他们现在在别的学院里。他们的名字是马克斯·普朗克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对哲学问题非常关心并有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他同科学家讨论时通常要涉及到哲学，概述他自己正在研究的问题的哲学背景。他对历史上一些著名哲学家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对争论不休的某些哲学问题有自己的解答，特别是他提出了关于认识论原则和认识途径的一整套理论。由于他的哲学观点以及他自己的实际运用，有一批物理学家接受了他的思维方式。甚至海森堡自称“测不准原理”是遵循爱因斯坦走过的路子取得的。爱因斯坦对科学、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取得的见解足以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占据一席重要地位。他的视野远远超出科学哲学范围。像世界的物质性、规律性、统一性（和谐性）和可能性这样的一些哲学问题都是他始终关注的。

    作为科学家，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树起了照耀历史的丰碑；作为哲学家，他的认识论原则和思维模式富有深刻的哲学意义。

    爱因斯坦是“两面神思维”的一个典型。两面神是罗马的门神，它有两个面孔，能同时转向两个相反的方向。“两面神思维”则指通过两个不同的角度，构想出两个或更多并存的和（或者）同样起作用的或同样正确的相反的或对立的概念、思想或印象，经过观察和思考而作出重大的发现或创造。卢森堡认为：“爱因斯坦一生的思维似乎大多是关于对立面的问题。由于爱因斯坦的叙述现在搞清楚了，因而知道，使他的一些不完整的思想获得物理根据，并结合成为有意义的表述的创造性跃进的关键，就是对立面同时起作用这样一种特殊概念——一个观测者能够在同一时刻既处于运动状态，又处于静止状态。”爱因斯坦确实是善于将科学上彼此对立的概念和思想统一起来，综合创造出全新的科学概念和思想的典范。爱因斯坦说：“十分有力地吸引住我的特殊目标，是物理学领域中的逻辑的统一。开头使我烦恼的是电动力学必须挑选一种比别种运动状态都优越的运动状态，而这种优先选择在实践上却没有任何根据。这样就出现了狭义相对论；而且，它还把电场和磁场融合成一个可理解的统一体，对于质量和能量，以及动量和能量也都如此。后来，由于力求理解惯性和引力的统一性质而产生了广义相对论，它也避免了那些在表述基本定律的过程中由于使用了特殊坐标系而隐蔽的暗含的公理。”这段话清楚地表述了他在创建相对论的思维过程中所探索和遵循的“两面神思维”的哲学方法论。他对光量子理论和布朗运动的研究也是从形式上的不对称出发，而以不对称的消除和达到统一为目标。引起他特别注意的不对称是相反的东西，甚至在政治现象上也是如此。他认为：“能够在一个人的脑袋里永远和平共处的对立和矛盾，使得一切政治上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体系都成为虚妄。”爱因斯坦非常理解把对立的或相反的东西统一起来会产生奇迹。

    爱因斯坦说：“固然科学的目标是在发现规律，使人们能用以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并且能预测这些事实，但这不是它的惟一的目的。它还试图把所发现的联系归结为数目尽可能少的几个彼此独立的概念元素。正是在这种把各种各样东西合理地统一起来的努力中，它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尽管也正是这种企图使它冒着会成为妄想的牺牲品的最大危险。”

    爱因斯坦赋予对立统一的方法以科学哲学的形式，这无疑是他在哲学上的一大成果。他不仅善于运用“两面神思维”综合对立的概念和思想，而且善于运用这种思维模式去调节已被人滥用而陷于对立的方法论原则。在爱因斯坦以前，纯粹思辨方法与实证主义方法已成为对立的方法论原则。爱因斯坦在长期的科学实践和哲学的探索的基础上，把思辨和实证加以辩证综合，正确领会和处理了经验原则与理性思维的辩证关系，成为西方哲学界和科学界中既摆脱黑格尔纯粹思辨方法，又冲破实证主义方法的杰出科学家和哲学家之一。爱因斯坦一方面重视实证方法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一个理论如果要得到人的信任，就必须建立在可以普遍推广的事实之上。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有用的和深刻的理论果真是靠单纯思辨去发现的。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在一定经验事实启发下的大胆思辨。他指出，只有大胆的思辨而不是经验的堆积，才能使我们进步；只有最大胆的思辨才有可能把经验材料之间的空隙弥补起来。

    爱因斯坦善于从对立中把握统一，追求理论的统一、对称、和谐。G.霍耳通说过：“只要研究过科学理论的发展，在这里就会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论题：所谓‘革命’归根结蒂就是回到古典的统一性的一种努力。这不仅是对于爱因斯坦的贡献的新评价的关键，而且指出了伟大的科学

    ‘革命’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特征。”爱因斯坦作为哲学家，确信外部世界的存在以及世界的规律性和可能，他接受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的观点。作为科学家，他被开普勒所吸引，也由于开普勒相信宇宙之中有一种和谐，在最小的星球亦像在最大的星球一样都由几何学的秩序支配。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全部自然界，尤其是全部物理学，是统一的整体，出现的矛盾不是表层的就是可以解决的。玻恩夫回忆说，有一回，爱因斯坦病得要死，我去拜访他，他心平气和地谈论死亡，玻恩夫问他是否怕死，爱因斯坦说：“不怕，我觉得我一切生灵十分和谐一致，个别生灵开始或终了，对我都是一样。”玻恩夫认为这番话表达了他毕生在自然法则中所追求的那种人世中的最后同一性。在爱因斯坦看来，统一、和谐是自然界的普遍性质，因而统一方法具有普适性。无怪乎这种方法也常被用于政治和人生。他把理性和情感、逻辑和心理、经验和理论等等这样一些对立的东西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使之协调起来。

    爱因斯坦的哲学立场在他论科学家应有的认识论立场时作了自我表白。他说：科学家“感激地接受认识论的概念分析；但是，经验事实给他规定的外部条件，不容许他在构造他的概念世界时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因而，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看来，他必定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像一个实证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像一个唯心论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也像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像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同一切不知疲倦的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奥秘的哲学家一样，爱因斯坦也走过自己曲折的哲学探索道路。从少年时代开始，在他数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爱因斯坦在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同时，从未忽视对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哲学思想随着他科学研究的进展和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升华，终于成为20世纪具有深刻哲学头脑的少数伟大自然科学家之一。爱因斯坦早期的哲学思想是唯物论的经验论和潜在的唯理论的混合物，是休谟、马赫、康德、斯宾诺莎、亥姆霍茨、赫兹、弗普尔、彭加勒等哲学家及自然科学家的复杂影响和他本人自发唯物主义倾向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相对论的创立，使他的哲学思想发生了转折：从赞同马赫到谴责马赫，认为马赫哲学不可能产生出任何有生命的新东西。爱因斯坦主张“发现”和“发明”并重的折衷认识论。并公开批判马赫的直接经验论与编目论，主张单一的理论构造论和发明论。

    1922年4月，爱因斯坦在巴黎发表了与马赫哲学实行彻底决裂的一篇讲话，是他哲学思想全面完成转折的一个标志。他在讲话中指出：“马赫的体系所研究的是经验材料之间存在着的关系；在马赫看来，科学就是这些关系的总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马赫所做的是在编目录，而不是建立体系。马赫可算是一位高明的力学家，但却是一位拙劣的哲学家。他认为科学所处理的是直接材料，这种科学观使他不承认原子的存在。”在1948年1月，爱因斯坦对马赫哲学又作了深刻剖析。他指出，马赫的弱点正在于他或多或少地相信科学仅仅是对经验材料的一种整理；也就是说，在概念的形成中，他没有辨认出自由构造的元素。在某种意义上他认为理论是产生于发现，而不是产生于发明。他甚至走到这样的地步：他不仅把“感觉”作为必须加以研究的惟一材料，而且把感觉本身当作建造实在世界的砖块。爱因斯坦进而说，只要马赫把这种想法贯彻到底，他就必然会不仅否定原子论，而且还会否定物理实在这个概念。这番话，标志着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爱因斯坦的哲学之路是一条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正如他自己所说：“在黑暗中焦急地探索着的年代里，怀着热烈的向往，时而充满自信，时而精疲力竭，而最后终于看到了光明——所有这些，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2.宗教同科学不可和解吗？

    爱因斯坦是一位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科学家，但又不是神学的俘虏。他赋予宗教以新的解释，把宗教情感同科学理智神秘地结合起来。

    爱因斯坦晚年在《自述》中回忆说：“尽管我是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犹太人）双亲的儿子，我还是深深地信仰宗教。”这与他少年时代的经历相关。巴伐利亚的法律规定，所有学龄儿童都必须接受宗教教育。爱因斯坦所在的学校只提供天主教教义，在家里，虽然父亲天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完全没有犹太民族虔诚的宗教感情，但他又接受了一位远亲讲解的犹太教义。儿童的心灵很容易受到宗教感情的浸润。圣经故事、教堂里的庄严气氛、荡漾的教堂钟声、唱诗班的深沉的歌声、喃喃的祈祷声，这一切无疑在爱因斯坦心里产生出神秘而又崇高的感情。12岁之前，爱因斯坦有着热烈的宗教感情，一丝不苟地遵从教义训示。他相信基督教的耶稣，也信仰犹太教的耶和华。但是两种宗教的历史冲突不可避免地使少年爱因斯坦产生巨大困惑。12岁时，爱因斯坦接触《力和物质》以及《自然科学通俗读本》，他开始怀疑《圣经》里的故事的真实性，不再信仰《圣经》里的上帝，也不信来世的天堂。他开始向往另一个天堂，步入科学天堂的通道。

    爱因斯坦抛弃了世俗的宗教观，但他的宗教感情仍然很深挚。并且认为有伟大成就的科学家都有宗教感情。其实他的宗教信仰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他在《自述》中有一段较长的回忆说明了这种变化。他说：

    “这种信仰在我12岁那年就突然中止了。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我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其结果就是一种真正狂热的自由思想，并且交织着这样一种印象：国家是故意用谎言来欺骗年轻人的，这是一种令人目瞪口呆的印象。这种经验引起我对所有权威的怀疑，对任何社会环境里都会存在的信念完全抱一种怀疑态度，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即使在后来，由于更好地搞清楚了因果关系也是如此。

    我很清楚，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就这样失去了，这是使我自己从‘仅仅作为个人’的桎梏中，从那种被愿望、希望和原始感情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敬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在向我们提供的一切可能范围内，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有类似想法的古今人物，以及他们已经达到的真知灼见，都是我的不可失去的朋友。通向上帝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像通向天堂的道路那样舒坦和诱人；但是，它已证明是可以信崇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后悔过。”

    爱因斯坦有他心目中的新的上帝——和谐的宇宙、自然规律。1929年4月24日，纽约犹太教堂牧师哥尔德斯坦从纽约发出一份海底电报到柏林，问爱因斯坦：“您信仰上帝吗？回电费已付，请至多用50个字回答。”爱因斯坦在接到电报的当天，就发了回电：“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斯宾诺莎是17世纪著名的荷兰籍哲学家，是泛神论者，他认为，上帝和大自然是同一回事：“上帝并不是站在自然秩序以外作为第一推动者的形而上学或准科学的假设。上帝就是自然秩序。”爱因斯坦所信仰的上帝与世俗宗教信仰的上帝是根本不同的。

    爱因斯坦对他自己的宗教感情和上帝概念都有明确的解释。他说：

    “我的宗教感情就是对我们的软弱的理性所能达到的不大一部分实在中占优势的那种秩序怀着尊敬的赞赏心情。”信仰的是“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爱因斯坦的宗教在于：谦恭地崇拜一个具有更高更本性的永恒的精神存在，它显示在微小的细节之中，这些细节，尽管我们的感官薄弱和不完善，还是能为我们所接受的。这种深挚地直觉地深信存在有一种更高的思维力量显示于不可思议的宇宙之中，就是他的上帝的内容。或者说，一个深邃感觉到直觉信念，深信有一种显示于经验世界的高超智慧，那就是他的上帝。这些话可以解释为规律就是上帝，因为除了一切事物都有其规律性外，再没有余地可让那些本性不同的原因存在。

    爱因斯坦对宗教的发展有自己的独特分析。他认为宗教经历过三个阶段：恐怖宗教，道德宗教，宇宙宗教。他对前两者持否定态度，只肯定“宇宙宗教”。什么是“宇宙宗教”，他作了说明：“科学研究能破除迷信，因为它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像宗教感情。”爱因斯坦的助手霍夫曼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每当他判断一个科学理论，他自己的或者是别的，他都会问自己，如果他是上帝的话，是否会像那样地创造世界。这个差别乍看起来似乎很接近于神秘主义，而不接近于一般的科学思想，可是它表明爱因斯坦信仰宇宙中有一种最终的简单性和美。只有一个在宗教上和艺术上具有一种深挚信念的人，他相信美，等待去发现，才会构造出这样的理论……”爱因斯坦把斯宾诺莎的“对神的理智的爱”，即求得对自然界和谐的理解，奉为生活的最高目标。他明确地表白：“我的见解接近于斯宾诺莎的见解：‘赞美秩序与和谐的美，相信其中存在的逻辑简单性’，这种秩序与和谐我们能谦恭地而且只能是不完全地去领会。”“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和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的概念”。

    爱因斯坦非常重视宗教感情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科学理智与宗教感情的奇特而神秘的结合，是爱因斯坦人格精神的奇妙外观，也是他打破旧物理学大厦的动机之一。他认为：“一个人受了宗教感化，他就是已经尽他的最大可能从自私**的镣铐中解放了出来，而全神贯注在那些因其超越个人的价值而为他所坚持的思想、感情和志向。”他说：“重要的在于这种超越个人的内涵的力量，在于对它超过一切的深远意义的信念的深度，而不在于是否曾经企图把这种内涵同神联系起来，因为要不然，佛陀和斯宾诺莎就不能算是宗教人物了。”按照这样的思想，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是不存在的，“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与宗教的结合，就在于真正的科学家，造诣较深的科学家都是有宗教感情的人。他说：

    “科学上有伟大创造成就的人全都浸染着真正的宗教的信念。他们相信我们这个宇宙是完美的，并且是能够追求知识的理性努力有所感受的。如果这种信念不是一种有强烈感情的信念，如果那些寻求知识的人未曾受过斯宾诺莎的对神的理智的爱（AmorDeiIntellectualis）的激励，那么他们就很难会有那种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而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人达到他的最高成就。”他指出：“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爱因斯坦认为人类所做和所想的一切都关系到要满足迫切的需要和减轻痛苦。如果人们想要了解精神活动和它的发展，就要经常记住这一点。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不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努力和创造外表上多么高超。他说：“我认为宇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只有那些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忱献身——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会理解这样的一种感情的力量，唯有这种力量，才能作出那种确实是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

    不要误解了爱因斯坦所执著的强烈的宗教感情内涵。爱因斯坦赞同这样一句话：“在我们这个唯物论的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深信宗教的人。”他是一位把理性追求奉为至上的宗教信徒。“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实在的这种理性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在这种（信赖的）感情不存的地方，科学就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爱因斯坦并没有向远古神秘的宗教缴械投降，相反，他抛弃了这种宗教信仰，他只是以宗教般的虔诚与献身精神，用理性的语言揭开了人类万世景仰的自然奥秘。沿着这样的思路，爱因斯坦把科学与宗教感情相融合的奥秘就可以得到正确的揭示。他下面的自白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理解并受到启迪：

    “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感情构成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像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像它会有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像一个人在**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在我看来，人类精神愈是向前进化，就愈可以肯定地说，通向真正宗教感情的道路，不是对生和死的恐惧，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追求。”

    爱因斯坦把他的宇宙宗教感情的实质无疑作了深刻的展示。他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他反对上帝和神学。

    3.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

    爱因斯坦是一位献身于科学事业的伟大科学家。他把自己和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闪烁着光辉。

    爱因斯坦曾说过：“我自己就体会到，既要从事呕心沥血的脑力劳动。又要保持着做一个完整的人，那是多么困难呀。”虽然难做还是应该做，这是爱因斯坦一生的孜孜追求。

    爱因斯坦所说的做一个“完整的人”，不是指无缺陷、无疤痕的人，不是与“赤金”类比那种意义上的“完人”。他常提到的作为“完整的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是指那样一些人：他们沉溺在抽象的问题之中，对人类最迫切的需要视而不见，一碰到政治问题就采取最小阻力政策，完全躲避到自己的知识专业里去。在爱因斯坦看来，这绝不是“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人就是做一个关心政治、关心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

    “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这是爱因斯坦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生观念，也是做一个完整的人最深刻的注脚。

    爱因斯坦生来爱孤独。年幼的时候，别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他却很少参加游戏。15岁时在中学里他是个受人漠视的孤苦伶仃的人。他常常说他自己总是生活在寂寞之中，是一个孤独之人。他时常表露他孤独的感受：“就我个人来说，我总是倾向于孤独，这种性格通常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突出。奇怪的是，我是如此闻名，却又如此孤寂。事实是，我享有的这种声望迫使我采取守势，因而使我与世隔绝。”“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我虽然鼎鼎大名，但是离群索居，几乎没有什么人事关系，有的就是一大堆信件……”

    在爱因斯坦看来，人生道路是孤寂的。他就是在孤寂的道路上度过的。他于30年代初定居在普林斯顿这个老古董的地方，这里有19世纪仿哥特式学派的建筑群。他在这个离铁路主线两英里的地方住了22年，有一个著名的高级研究所设在这里。爱因斯坦对这个地方作了这样的描述：“普林斯顿是一个奇妙的小地方，一个古怪的、专讲客套的村庄，里面住的都是些趾高气扬的小神仙。不过，由于摆脱了某些社会习俗，我得以为我自己创造了适于研究，不受干扰的气氛。”在夏季过去之后，我们的优雅的普林斯顿又会再一次染上它那温室般的学术气氛。1937年6月爱因斯坦在一封信里写道：“我现在像个老光棍似的，住在绿荫丛中的一间漂亮的小房子里，还是以昔日的喜悦努力钻研问题。”在德国的时候，他也不时地一个人住在一个乡村别墅里，过上几个星期，自己做饭，就像过去的隐士那样。1929年给贝索的信中描述这种生活。1933年3月到比利时也曾避居海边农村。总之，“孤独地生活在乡下”，这句话对于爱因斯坦确实是一个生动的写照。

    但是，爱因斯坦的孤独并不是与世隔绝。他是在孤寂的道路上向科学方向冲锋陷阵。他心里却装着人类。他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作了极其深刻的表白：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停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地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

    正因为爱因斯坦认为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因而，他认为科学家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专业知识可以使人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一个人如果对美和善缺乏鲜明的辨别力，那末，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爱因斯坦主张对青年学生就应该这么去教育。他认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把为社会服务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的能够“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人”。每个学生对人类共同创造的科学文化遗产，都应当“领受它、尊重它、增进它，并且有朝一日又忠实地转交给你们的孩子们”。这样，“你们就会发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并且对待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也就会有正确的态度”。他认为，“对于学校来说，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摧残学生健康的感情、诚实和自信；它创造出来的是顺从的人”。爱因斯坦进而认为：“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他由自己青年时代的切身体会，对当时窒息人的学校教育和教学方法深为不满。他十分赞赏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法拉第的创新精神。他说：“对于我们，法拉第的一些观念，可以说是同我们母亲的奶一道吮吸来的，它们的伟大和大胆是难以估量的。”他认为，法拉第所以能够发现电磁感应定律，提出了“场”的概念，就是因为他没有受过因循守旧的“正规的大学教育”，“没有背上传统的思想包袱”。

    爱因斯坦提出：“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

    爱因斯坦不迷信权威，在科学探索中善于怀疑，独立思考，敢于创新。他称自己是个“离经叛道的和好梦想的人”。他不受传统和现有学说的束缚，他走自己的路。爱因斯坦的离经叛道，作为一种精神比他的物理成果对人类的意义更重大得多。成果总是有限的，而精神却能永恒。真正理解爱因斯坦的价值，必须要像爱因斯坦理解《犹太教法典》的价值那样。他说：“一个人为人民最好的服务，是让他们去做某种提高思想境界的工作，并且由此间接地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这尤其适用于大艺术家，在较小的程度上也适用于科学家。当然，提高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并且丰富其本性的，不是科学研究的成果，而是求理解的热情，是创造性的或者是领悟性的脑力劳动。因此，如果要从《犹太教法典》（Talmud）的知识成果来判断这部法典的价值，那肯定是不适当的。”

    爱因斯坦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认为一个人具有批判精神，就会有不满足的心情。对于一个诚实的、有批判精神的人，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一个人有没有批判精神，他在人生价值这个天平上的分量会大有差别，他对人类进步能做什么贡献也会有根本差别。所以，爱因斯坦提倡青年人要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在他看来，“使青年人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对于有价值的教育也是生命攸关的”。爱因斯坦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使他创造了光辉的成就。正如郎之万在向爱因斯坦致敬时所说：“他很正确地把勇敢和智慧结合在一起；他具有这两种品质，但是他具有正是表明他的天才的那种明智的勇敢。他敢于正视困难，他并不为思想习惯、恐惧和偏见所拘束。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得他能够完成如此伟大的事业，并且在对于世界的认识中给我们带来了如此深刻的变化。”

    爱因斯坦以做一个追求真理的人而自豪。他把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尚事业作为自己的信仰。他认为，欧洲知识分子的出色成就的基础，“是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是追求真理的愿望必须优先于其他一切愿望的原则”；“我们这份最有价值的财产，是用纯洁的伟大的殉道者的鲜血换取来的”。爱因斯坦所说的自由是现代西方思想中的自由，正如他所解释的：“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探求真理以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包含着一种义务：一个人不应当隐瞒他已认识到是正确的东西的任何部分。”爱因斯坦认为，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这是人的最高品质之一。

    在认识人生意义方面，爱因斯坦有许多精辟见解。他指出，凡是认为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是无意义的人，他不仅是不幸得很，而且也难以适应生活。他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末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爱因斯坦反对偶像崇拜，厌恶阿谀奉承。他主张“让每一个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他认为：“在我看来，个人崇拜总是没有道理的。固然，大自然在她的儿女中间并不是平均地分配她的赐物；但是，多谢上帝，得到优厚天赋的人是很多的，而我深信，他们多数过的是淡泊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要在这些人中间挑出几个，加以无止境的赞颂，认为他们的思想和品质具有超人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甚至是低级趣味的。”爱因斯坦对他自己被人作为崇拜的偶像而感到十分不安。他说：“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这就是我所经历过的命运，把公众对我的能力和成就的估计同实际情况作个对照，简直怪诞得可笑。”在爱因斯坦看来：“苦和甜来自外界，坚强则来自内心，来自一个人的自我努力。我所做的绝大部分事情都是我自己的本性驱使我去做的。它居然会得到那么多的尊重和爱好，那是我深为不安的。”他犀利地揭露了当时在德国泛滥成灾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的盲目性，说这种人“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

    爱因斯坦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自我牺牲精神和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他对马克思和列宁抱有很大敬意，认为他们都是为社会正义而自我牺牲的伟大人物。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他说：“我尊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的人。”他在30年代初写的《社会和个人》一文中强调：“个人之所以成为个人，以及他的生存之所以有意义，与其说是靠着他个人的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他是伟大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从生到死，社会都支配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以，他向大学生们提出忠告说：

    ……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爱  因斯坦的生死观富有深刻的哲理性。

    早在1917年，爱因斯坦大病的时候，就坦然地对朋友说：他不怕死。

    “不，我同所有活着的人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在这无穷无尽的人流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和终结了，我觉得都无关宏旨。”

    有一次在与英费尔德的谈话中，爱因斯坦说：“生活，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壮观的戏剧。我喜欢生命。但如果我知道过3个小时我就该死了，这不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只会想，怎样更好地利用剩下的3个小时。然后，我就会收拾好自己的纸张，静静地躺下，死去。”

    对人生的执着追求，对失去生命的坦然，这是爱因斯坦独特的生命意识。他确实无视个人的死，并对死无动于衷，但他又具有对已经死去和将要死去的亲人们的强烈的而又平静的忧伤，这是他生死观的又一次和谐。在病重中，对所有来看他的朋友、同事们，爱因斯坦总是平静地说着同一句话：“别难过，人总有一天要死的。”“除了我的科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我的一切都将随我一起死去。”

    4.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进步学者，爱因斯坦一心希望科学造福于人类，给人类以希望。但他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充满不公正、恐惧和悲惨的贫困。因而他不断地思考着人类发展的出路。

    从社会政治信念看，爱因斯坦属于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坚决反对威廉君主政体。但从他对资本主义所持的态度上看，他批判资本主义给人们造成的祸害，同情社会主义，期望和平、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

    早在瑞士求学时，爱因斯坦受到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同犹太民族的传统是一致的。什么是犹太民族传统呢？爱因斯坦在《他们为什么要仇视犹太人》一文中认为犹太民族传统具有两个最根本的特征。首先是社会正义的民主理想，以及一切人中间的互助和宽容的理想。甚至在犹太人最古老的宗教经文里，就已浸透了这些社会理想，这些理想强烈地影响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且对大部分人类的社会结构都有良好的影响。这里还应当提到每星期休息一天的规定——这对全人类是一个意味深长福祉。像摩西·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这样一些人物，尽管他们并不一样，但他们都为社会正义的理想而生活，而自我牺牲。而引导他们走上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的，正是他们祖先的传统。犹太人在慈善事业领域里的独特成就，也出自同一来源。

    犹太传统的第二个特征是高度尊重各种形式的理智的追求和精神的努力。我深信，犹太人对知识（就最广泛意义来说）进步所作的贡献，完全出于这种对理智努力的高度尊重。鉴于他们人数较少，而且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经常受到来自一切方面的外界的许多阻碍，他们所作的贡献之广理应受到一切正直的人的赞扬。我深信，这不是什么天赋独厚，而是由于犹太人对理智成就的尊重，造成了一种气氛，特别有利于发展可能存在的各种才干。同时，他们还有一种强有力的批判精神，能防止对人间任何权威的盲目服从。

    显然，爱因斯坦把社会主义同犹太传统联在一起，把社会主义看作犹太传统的体现，这就明显地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成份，尤其突出地表现出他幻想阶级调和，并且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是少数人的独裁。从而表现出他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色彩。尽管如此，他的社会主义观有不少很有见地的思想观点，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向往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爱因斯坦揭露了资本主义给人类造成的祸害。他在《给五千年后子孙的信》中说：“我们早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械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后解放出来。”“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遭受悲惨的贫困。”

    1922年秋，爱因斯坦和艾尔莎来到马赛，乘日本轮船出发去东方。他们穿过地中海和印度洋，在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作短暂停留。在旅行日记中，爱因斯坦写下了沿途所见所闻及感受。他记述了锡兰的人力车夫，认为坐在软绵绵的车垫上，就像坐在针毡上一样难受。让自己的同类像畜牲一样拉自己，真是罪孽啊！“具有国王风度的乞丐”、拥挤不堪的贫民窟，都令爱因斯坦感触万分。在欧洲之外，贫穷的事实让爱因斯坦的心灵震颤。

    在上海，爱因斯坦虽然只停留3天，但租界的高楼大厦与上海老城的破破烂烂的木房子的对比使他深刻地感受到，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在日记里写道：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要求的低微。他们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认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5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但这对于一个想在全世界各处看到社会幸福、经济公平、国际和平和阶级和平的人，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像。”

    “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部分地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欧洲人所以欣赏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

    爱因斯坦认为中国人民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都不如。

    所有这一切贫困现象，爱因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而且私人资本垄断“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因此，他指出，惟一的出路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爱因斯坦于1949年5月在美国进步刊物《每月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为什么要社会主义》这篇系统阐述他对社会主义看法的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很有见地地说：“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一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爱因斯坦虽然不是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但他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予了支持和肯定。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立即表示支持。1919年秋天，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对苏联实行“饥饿封锁”，爱因斯坦就领导德国知识分子发表抗议声明。他后来回忆说：“我曾努力去了解俄国革命为什么会成为一件必然的事。在当时俄国的一般情况下，我相信只有坚定的少数人承担的革命才能够取得胜利。一个关心人民幸福的俄国人，在当时存在着的条件下，自然会同这些少数人合作，并且顺从他们，因为要不然，就不能达到这次革命的直接目标。对于一个独立的人来说，这确实需要暂时地、苦痛地放弃他的个人自由。但我相信，作这种暂时的牺牲，我自己会认为是我的责任，会把它看作是害处较少的。”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8年11月德国工人和士兵起义，推翻了威廉二世的统治。爱因斯坦热烈欢呼这次革命。在革命胜利的第三天就给他在瑞士的母亲写了两张洋溢着喜悦心情的明信片：“运动正以真正壮丽的形式发展着，这是可能想像到的最惊心动魄的经历。”“能亲身经受这样一种经历，是何等的荣幸！”“只有现在，我在这里才开始感到心安理得。［战争的］失败创造了奇迹。学术界把我看作是一个极端社会主义者。”这个时期，他参加过一些工人的讨论会，并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尽可能“把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沟通起来”。像他这样热情地对待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在当时西方著名科学家中间是少见的。

    20年代初以后，他与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左翼政治家和人文科学家蔡特金、豪夫曼、科尔维茨、摩伊斯·格勒茨、曼西茨维克共同签署了许多有关政治和人道主义的宣言和声明。1923年，爱因斯坦参加了刚刚成立的“新俄国朋友会”，而且是最热心的成员之一。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德国和苏联各族人民间的谅解，进而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在1921年初的时候，爱因斯坦在接待列宁派到柏林的文化使者菲德斯曼教授时说：“你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对全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谁都应该帮助你们。”爱因斯坦一直用行动帮助苏联。当时苏联派到德国来学习的留学生、科学工作者时常受到冷落歧视，但是在爱因斯坦的教室、工作室和家里，却总受到热情的接待。

    对于俄国人民，爱因斯坦总是情谊满怀。20年代，他在柏林经常与苏联知识分子交往，他们当中有的还是**员。此外，他还资助德国**建立和领导的“妇救会”，声援因政治案件被关押的工人党党员及其家属。后来，**员和社会党人也邀请这位进步学者在简称“马校”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作过报告，这表明无产阶级也十分尊敬爱因斯坦，更表明了爱因斯坦思想上的社会主义倾向。

    爱因斯坦虽然认为“一个局外人难以得当地评价别国的现状和需要”，但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却给予肯定的评价。爱因斯坦说：“不管怎样，苏维埃制度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里的成就无疑都是伟大的，而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里得到了很大益处。”

    5.科学家对政治问题不应默不作声

    爱因斯坦是一位正直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他关心政治，关心人类命运。面对现实，在每一个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他都敢于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充分了解到，科学家不是生活在抽象的空间中，而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道德和政治气候中，而这种气候是受他工作所在的那个国家所制约的。对他来说，单纯的才智不能代替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光明磊落。

    针对有些人认为一个真正的或者“纯粹”的科学家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的说法，爱因斯坦鲜明地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末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尽管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本人都受到过围攻。在法西斯统治下，他被赶出理学院，被抄家，失去教授职业，以至被剥夺德国公民权；他的财产被没收，著作被焚，人身受攻击。然而，他从来不向纳粹或别的恶势力低头。

    这突出表现在1933年他同猖獗一时的德国法西斯势力的斗争上。当时，他的挚友冯·劳厄为他担心，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还是以明哲保身为好。他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德国的情况表明，这种克制会导致：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盲目的和不负责任的人。这种克制岂不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吗？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末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你以为我因为不能在目前状况下留在你们的国家里而感到后悔吗？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们让我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在爱因斯坦看来，既然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那末，作为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就不应当躲避。他意识到，科学家通过勤恳的劳动，可在消除**、歧视、偏见方面，可在纯洁人的心灵方面作出贡献。如果科学家能够有时间和勇气来诚恳地、批判地考虑面临的任务，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那末，公正而妥善地解决某些国际政治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爱因斯坦是作为科学家关心政治，而不是作为政治家关心科学。他对出身于知识分子的马克思和列宁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表示由衷的敬意。1917年秋天，对于俄国工人和农民革命的胜利，爱因斯坦表现出由衷的喜悦。他认为，这是马克思学说在一个大国里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在社会平等原则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初次试验。几年后，他著文表达了对十月革命和俄国革命导师列宁的崇敬心情：“我崇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个为争取实现社会平等而献出自己一切的伟人。虽然我认为他的手段欠妥，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像他这样的伟人是人类良心的造就者和捍卫者。”

    爱因斯坦表示深信，热烈追求正义和真理的热忱，其为改善人类的状况所作的贡献，要胜过政治上的权谋术数，后者终究只会引起普遍的相互不信任。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大众对维护公正和反对不义的起码反应，归根结蒂是防止人类不至于堕落到野蛮状态的惟一保障。因而，他不断地为反对专横的统治和压迫、为反对对个人信仰和对公众的迫害而大声疾呼。他说：“我所做的仅仅是这一点：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爱因斯坦更热衷的是动员一切知识分子为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而斗争，为争取社会公正，实现世界和平而斗争。反对暴力，反对战争，几乎是爱因斯坦关于社会政治问题最基本的信念。他虽然一心希望科学造福于人类，但他却目睹了科学技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因此，他认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当代首要的问题。他一生中发表得最多的也是这方面的言论。1960年出版的，由他的遗嘱执行人O.那坦和H.诺尔登编辑的文集《爱因斯坦论和平》，就有相当于中文将近100万字的篇幅，系统地反映了爱因斯坦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想观点。

    爱因斯坦对政治问题的第一次公开表态，是1914年签署一个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声明。这次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各国科学家纷纷为他们各自的“祖国”效忠。战争一开始，德国就有93个科学文化界名流联合发表宣言，为德国的军事侵略辩护。爱因斯坦则针锋相对地站出来公开反对这次战争。1914年10月中旬，包括他在内的四个人签署了反战宣言《告欧洲人书》，呼吁善良的欧洲人，团结起来，争取和平。这个宣言，虽然不是爱因斯坦写的，但同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完全一致。重读这份爱因斯坦一生中签署的第一个政治宣言，对于深刻认识他的政治思想无疑是有意义的。宣言全文如下：

    以前任何一次战争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全破坏文化合作。而这次战争恰恰又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候：技术和交通的进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需要有国际交往，而这种关系必将走向普遍的、全世界的文明。也许正由于以前存在着那么多的国际间的纽带，当我们看到了这种关系的断绝，就更加伤心，更加痛苦。

    我们一点也不能被弄得惊慌失措。凡是对共同的世界文化稍为关心的人，现在都有双倍的责任，为维护这种文化所必须引为依据的那些原则而起来斗争。

    然而，那些本来可指望具有这种思想感情的人——主要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到目前为止的反应，几乎使人看来，他们好像已经放弃了任何还想维持国际交往的愿望。

    他们以敌对的精神来讲话，而没有站出来为和平说话。民族主义的热情不能为这种态度辩解。这种态度同这个世界上从来被称为文化的那些东西是不相称的。如果这种精神在知识分子中间普遍流行，那将是一种严重的不幸。我们深信它不仅会威胁文化本身，同时还会危及民族的生存，而这次野蛮的战争也正是以保卫民族生存为借口而发动起来的。

    技术已经缩小了这个世界。的确，今天大欧罗巴半岛各国相互挤撞的情况似乎很像以前挤进那几个伸向地中海的较小半岛上的各个城邦那样。旅行是那么普及，国际间的供求那么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欧洲——几乎可以说整个世界——甚至现在就已成为一体。

    必须防止欧洲由于缺乏国际组织而重蹈古代希腊的覆辙！毫无疑问，有教养的和好心肠的欧洲人至少有责任去作这样的努力。要不然，难道让欧洲也因兄弟阋墙，逐渐精疲力竭而同归于尽吗？

    目前正在蔓延开的战火是很难产生“胜利者”的，所有参加战争的国家很可能都将付出极高的代价。因此，一切国家里有教养的人都要尽力去争取这样一种和平条约，这种条约不管目前冲突的结果如何，将都不会撒下未来战争的种子；这样的努力显然不仅是明智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必须利用由这次战争所造成的欧洲不稳定和动荡的局势，把这个大陆熔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促成这种发展的条件，无论在技术上和文化上都已成熟。

    这里不是讨论怎样可以达到这种欧洲新秩序的场合。我们唯一的目的是申明我们这样一个深切的信念：欧洲必须联合起来保卫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这个时机已经到来。我们公开声明关于欧洲统一的信念，这个信念我们相信是为许多人共有的；我们希望这样公开声明我们的信念，会促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欧洲统一运动的发展。

    朝着这个方向走的第一步，应当是一切真正爱护欧洲文化的人——一切曾经为歌德所预言为 ‘善良的欧洲人’的人们——团结起来。

    我们不应当放弃这样的希望：他们的一致呼声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可以高过武装冲突的喧嚣，尤其是如果那些已享有声望和权威的人也共同来呼吁。

    我们再重复一句，第一步是欧洲人团结起来。如果像我们所热忱希望的，在欧洲能够找到足够多的欧洲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事业，而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称——我们就将努力去组织欧洲人的联盟。到那时，这个联盟可以发出号召，并采取行动。

    我们自己所探索的不过是行动的第一步，就是发出这个挑战书。如果您同我们一条心，如果您也决心为欧洲的统一开创一个广泛的运动，那末就请您签上自己的名字吧。

    当然，这个和平宣言尽管何等的真诚和理智，可在当时那个已经疯狂的年代，没有多少人能接受，也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敢于刊登这份反战声明。但倔强的爱因斯坦以科学家的执着与韧性投入到反战活动中去。他到处公开发表与众不同的反战看法。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积极参加德国地下的反战活动。他尽最大的努力去呼唤和平。

    1914年8月，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爱因斯坦说：“在惊慌失措的欧洲正发生某种难以置信的事情。这样的时刻表明，我们是属于多么卑劣的生物品种啊！我沉默地继续进行和平的研究与思考，但却被怜悯与厌恶所笼罩。”在9月初的又一封信中，他对埃伦费斯特说：“国际的灾难沉重地压在我这个国际主义者身上。一个生活在‘伟大时代’的人很难理解，自己是属于发狂的、堕落的并以自由意志而自豪的生物品种。”表达了他对民族主义的堕落，对战争的愤怒和日益增长的厌恶这样的思想情绪。

    1915年3月22日，爱因斯坦从柏林写信给当时住在瑞士的法国大作家，反战的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鲜明地表述了他对战争的愤慨和尽力追求和平的信念。他说：“通过报纸，并且通过我同那坚贞不渝的新祖国同盟的联系，我知道了您是何等勇敢地、全心全意地为消灭法德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而献身。我热诚地向您表达我的深切的钦佩和敬意。但愿您的光辉范例会激励别的品格高尚的人，使他们放弃那些难以理解的妄想，这种妄想像恶性瘟疫一样，使那些在别的方面是聪明、能干而敏感的人也受到传染。

    当我们后代子孙讲到欧洲的成就时，难道我们能让他们说，三个世纪文化上的艰辛努力，只不过是使我们从宗教走向民族主义的疯狂，而没有再前进一步吗？在双方的交战集团里，今天甚至连学者们的所作所为也都好像是在8个月前突然失去了头脑一样。

    如果由于我现在的住所，或者由于我同德国国内外科学家的联系，你认为我能为你效劳，那么我将尽力去完成您所吩咐的任何工作。”

    在德意志民族整体陷入战争的喧嚣之中时，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公然声明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并反对一切战争。他大声疾呼：“战争对国际合作的发展是最可怕的障碍，尤其在于它对文化的影响。战争破坏了知识分子从事创造性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条件。如果他正好是年轻力壮，他的能力就会被束缚在破坏性的战争机器上，而年纪大的也会陷进仇恨和失望的气氛之中。而且，战争导致国家贫困，导致长期的经济萧条。所以，凡是珍惜文化价值的人，就不会不成为和平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因斯坦致力于恢复各国人民之间相互谅解的活动，访问了很多国家。从1920年国际联盟成立，到1928年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和法国总理白里安缔结的以“放弃用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为标榜的所谓《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在这段时间，爱因斯坦到处作演讲，发表文章，呼吁反对一切战争，宣传全面裁军，号召各国青年拒服兵役，幻想建立一个能够主持正义与和平、保证永无战争的超国家的政治组织。早在1920年爱因斯坦在一次谈话中说：“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着我是因为杀人是邪恶的。我的态度不是从某种思辨理论出发的，而是基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残暴与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

    1933年爱因斯坦的政治生活出现了重大转折。纳粹篡夺政权后，就对德国工人阶级全面猖狂进攻，并且对犹太人、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进行残酷迫害，爱因斯坦首当其冲。幸而当时他在国外讲学，未遭毒手。纳粹对内的法西斯暴行和对外的战争叫嚣，使一向讲人道主义、反对价级斗争，主张宽容、反对仇恨，鼓吹绝对的和平主义、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的爱因斯坦，终于完全改变了态度，挺身而出，同法西斯恶势力进行了殊死斗争。1933年7月20日他在给A.纳翁的信表明了这一转变。他在信中说：

    “我要告诉您的，会使您大吃一惊。一直到最近，我们在欧洲的人还能认为个人反战足以构成对军国主义的一种有效反击。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在欧洲的心脏有一个强大的德国，它显然正以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推进战争，这给拉丁国家，尤其是比利时和法国造成了严重的危险，迫使它们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比利时来说，它是那么小的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不至于滥用它的武装部队；可是它迫切需要它的部队来誓死保卫它自己的生存……因此我必须坦白地告诉您：如果我是比利时人，在目前情况下，我不会拒绝服兵役，相反地，我会高高兴兴地参加这种服役，因为我相信，这样做我就是在为拯救欧洲的文明效了劳。”

    出于对法西斯的高度仇恨，爱因斯坦对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非常关心，深切同情西班牙的民主政府。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他表示极为不满。1938年10月10日给M.贝索的信中对绥靖主义头子张伯伦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1939年在获悉铀核分裂和链式核反应的发现以后，了解到德国正在积极从事原子能的研究，他在L.西拉德的帮助下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着手研制原子弹，以免纳粹占先，给人类造成无穷灾难。在德寇征服欧洲14个国家后倾巢东犯苏联时，他对苏军的英勇抗战，始终十分关切。1942年10月25日曾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苏联的建设成就和战前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全力支援苏联人民的抗德战争。

    他对美国在战争结束前夕竟悍然在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两颗刚刚制造出来的原子弹，感到无限痛苦。战争结束后3个月，爱因斯坦愤慨地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有和平的保证，也没有《大西洋宪章》所许诺的任何自由的保证。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没有。”

    由于意识到核战争（当时称为“原子战争”）对整个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怎样才能防止核战争？怎样才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保证各国的安全和独立，以利于全人类的健康发展呢？这是战后爱因斯坦最关心的大问题。他领导组织“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出刊《原子科学家公报》，要使全世界人民认识到核战争的极端危险性，严厉警告一切企图以核讹诈来玩火的野心家。针对1947年和1948年初英美两国政客们发动的准备对苏联搞所谓“预防性战争”的叫嚣，为防止这种先发制人的侵略战争，爱因斯坦大声疾呼：“要对美国公众强烈呼吁，在还未采取不可改变的措施之前，在事态的进程还不是无可挽回之前，对走向预防性战争的发展，应当动员强大力量来加以反对。”战后，美国对外实行以核讹诈为赌注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使爱因斯坦意识到，美国一切仿佛都在步当年纳粹德国的后尘。因此，他向美国公众指出：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不仅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而且也是美国国内侵犯公民权利和学术自由的法西斯瘟疫的“病根”。他晚年对美国正在恶化的政治局势极为不满，在他逝世前5个月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末，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在他临终前几个小时的最后一次谈话中，爱因斯坦还在讲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侵犯公民自由问题，一个是美国的重新武装西德问题。法西斯危险和战争危险使他晚年忧心忡忡。

    一个在自然科学创造上作出历史性贡献的科学家，对待社会政治问题又如此严肃、热情、鲜明，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这就是伟大的爱因斯坦所具有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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