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没有找到霍金对康德的相关评价，不过霍金在其演讲[3]和著作中倒是经常以康德的“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引出话题，
如果宇宙的的确确是被创生的，那么为何要再创生之前等待无限久？另一方面，如果宇宙已经存在了无限久，为何将要发生的每一件事不早已发生，使得历史早已完结？特别是，为何宇宙尚未到达热平衡，使得万物都具有相同温度？
康德把这个问题称作“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因为它似乎是一个逻辑矛盾，它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它只是在牛顿数学模型的框架里提出矛盾。实践在牛顿模型中是一根无限的线，独立于在宇宙中发生的东西……[4]
在后文我们会看到康德哲学与现代科学观的广泛共鸣，但此处霍金对康德的二律背反问题的阐述是不完整的，当然此处霍金只是借康德之口来引出自己的话题罢了，并没有进一步探讨康德哲学的打算。事实上，康德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些矛盾，他指出：“上面对四重二律背反的那些证明并不是骗局，而是根本上就有一个预设，即认为诸现象或把诸现象全都包括在自身内的感官世界就是自在之物本身。”[A507B535][5]康德的“四重二律背反”并不是提出了难题，而恰恰是为了解决难题，是为了揭示出旧形而上学所共有的那些导致矛盾的“预设”。
那么，时间与空间到底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呢？康德已经给出了回答——他首先对“分析性的对立”与“辩证对立”作出了区分：“如果有人说，每一个物体都要么有香味，要么有臭味，那么就存在第三种情况，即他根本没有味道（根本不发出气味），这样，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命题就可以都是假的。”[A503B531]如果是“有香味”与“没有香味”，这是一对“分析性的对立”，如果某一句被证实为正确（或错误），相应地，另一句必然只能是错误（或正确）的了（当然，康德并没有说对矛盾对立的判断总是可能的）；而如果是“有香味”与“有臭味”则是一对“辩证对立”，对于一对“辩证对立”，如果能“证明”两者都是对的，也就相当于证明了两者都是不对的，并且将提示我们在“证明”它们正确时使用的预设一定存在问题。
时空是有限还是无限正是这样一对辩证对立的命题:
因此如果我说：在空间上世界要么是无限的，要么它不是无限的，那么，当前一命题是假的时，它的矛盾对立面“世界不是无限的”就是真的。这一来我就只取消了一个无限的世界，而并没有设定另一个世界即有限的世界。但如果我说的是，世界要么是无限的，要么是有限的，那么这两者就都有可能是假的。……，就是说，如果世界根本就不是作为自在之物本身，因而在其量上也既不应当是作为无限的也不应当是作为有限的被给予出来的话。[A504B532]
康德由此揭示和论证了“现象决不是自在的实存之物本身[A505B533]”对于现象中各部分的“总量”我们既不能说它是有限的也不能说它是无限的，因为诸现象只能以构成一个前后相继的回溯序列中在表象中实存，而这种回溯“永远不是绝对完整的、既不是作为有限的、也不是作为无限的”[A505B533]而给予出来的。在这里，康德并不是想讨论“时空究竟是有限还是无限”这一问题，而是要论证他关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这一更根本的问题的意见，即强调“现象”与“物自体”的区别。
现代宇宙学认为，时空“有限而无界”，也可以理解为宇宙“既不能说是有限的、也不能说是无限的”。那么，这一现代科学的新理论是不是对康德所提出的时空既非有限又非无限的观点的“证实”呢？看起来确实不错，这就是笔者要表述的“康德哲学与现代物理学的共鸣”吗？——完全不是！前文已经说过，康德所要讨论的并不是“时空究竟是有限还是无限”这一话题，他讨论的是人类如何认识自然，即“我能知道什么”这一个关于科学根本态度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康德的自然科学观点要么是带着时代局限的错误意见；要么是超越时代的洞见，但既然已被现代科学所“印证”，就没什么新鲜的意义了，用现代科学的“证据”直接表述那些观点当然更有说服力。比如邓晓芒先生就认为“在现代的眼光看来，康德根据自己的形而上学对牛顿体系所作的解释已很少有什么新鲜之处。这一方面是因为有些观点已被现代物理学所证实（如空间的相对性，质量和运动的关系等），并得到了更科学的解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康德的观点总的说来还带有哪个时代特有的形而上学气息。”[6]然而笔者已经指出，康德哲学讨论的重点并不是那些具体的“科学认识”，而是“科学认识”本身的方式和限度，在这方面，现代人并会不比康德高明！
现代物理学的怪才，理查德·；费曼曾提醒那些想了解“物理定律的本性”的人们注意：“更新进的东西，也许不一定是更现代的。现代科学是精确地按照引力定律发现的统一传统建立起来的。”[7]费曼选择了牛顿的引力定律为“案例”，而不是选择更新近的、更“时髦”的电磁学、相对论或者量子力学的定律来揭示“物理定律的本性”，这是因为虽然牛顿到麦克斯韦、爱因斯坦、海森堡、霍金的科学理论经历了许多次翻天覆地的“剧变”，但费曼要讲述的却是物理定律的“本性”，这恰恰是要去把握科学认知变革背后那些不变的东西，而那些根本的东西，自从牛顿建立起近代物理学的成熟体系以来，并没有发生任何质的变化。费曼用心良苦地告诫我们，想要理解科学的本性，切不可“赶时髦”、不能好高骛远！
同样是这个告诫，在著名的《费曼物理学讲义》中，通过对“相对论哲学家”的讥讽被表达：
当这种观念批露于世时，在哲学家中引起了很大的骚动，特别是那些“鸡尾酒会哲学家”，他们说：“噢，这很简单，爱因斯坦的理论表明，一切都是相对的！”……“事物有赖于人们的参照系”这个事实就被设想为曾给与现代观念以深刻的影响，人们很可能对此感到不解，因为归根结底，事物依赖于一个人所持的观点这件事是如此简单，为了要发现它，肯定不会有必要到物理学的相对论中去找麻烦，任何一个在街上散布的人肯定都明白，他所看到的一切取决于它的参照系，因为当一个过路人走进他时，他首先看到的是哪个的前面，而后再看到其后面；在据说是源于相对论的大多数哲学中，没有比“一个人从前面看与从后面看不同”这种说法更深刻的了，几位盲人把大象描写成几种不同的样子，这个古老的故事或许是哲学家对相对论所抱有的观点的另一个例子。[8]
在这里费曼对那些过于肤浅地理解相对论的哲学家语带嘲讽，我们不要在细节上与费曼咬文嚼字，费曼的讽刺是有一针见血的——如果仅仅是为了打破独断论，根本不需要等待爱因斯坦的出现！事实上，这项任务在康德那里早已被更出色地完成了。
下面，我们先看看康德关于时空相对性问题的深刻见解：
在一切经验中都必须有某物被感觉到，这就是感性直观的现实，所以空间（在其中我们应当用经验去把握运动）也必须被描述为可感觉到的，即必须用可以被感觉到的东西来描述；这个空间作为经验的一切对象的总括，并且本身作为一个经验客体，就叫做经验性的空间。但这个空间作为物质性的东西是自身运动的。然而，一个运动的空间，如果其运动要能被知觉到，又要以它在其中运动的另一个扩大的物质性空间为前提，那么这个物质性空间同样也要再以另一个为前提，由此类推，直至无穷。
所以，一切作为经验对象的运动都只是相对的；运动在其中被知觉到那个空间是相对的空间……[9]
康德认为空间是是外直观的先天形式，而时间是内直观的先天形式，总而言之，时空是一种“直观的形式”，时空的统一性依赖于对象间的因果相互作用来实现，“空的空间根本不是属于事物的实存的东西，而只是属于概念的规定性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空的空间并不实存。”[10]因此时空总是相对于时空中的对象才存在的。
然而，康德并没有放弃“绝对时空”的概念——“物质是在空间中的运动物。那自身是运动着的空间称之为物质的空间，或者也叫作相对的空间，一切运动最终必须在其中设想（因而自身是绝对不动）的那个空间称之为纯粹的空间，或者也叫做绝对的空间。”[11]——看到这里，许多人开始怀疑康德时空观革命进行得不够彻底，例如杨祖陶先生和邓晓芒先生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一书中指出：“康德时空学说的根本性的局限和错误”[12]有：第一、康德把时空完全看作人们主观中先天具有的直观形式。从这种先验主义出发，他对数学和感性知识的一切“客观性”的论证完全是主观的，他限制这些知识的有效性在主观“现象”之中，而否认它们有超出现象界把握客观本质（物自体）的一切可能，以便最终为信仰主义保留一席之地。就此而言，这种理论对科学的健康发展又产生了有害的和消极的影响。第二、康德把牛顿的绝对时空框架从客观物质世界中搬到人的主观先天能力中来。却并没有改变这一框架的“绝对”的性质，这就使康德时空学说中的主体能动性思想大了很大的折扣。既然时空一开始就以“平直的”、欧几里德的方式现成地作为“先天直观形式”存在于人心中，……，但现代物理学的时空理论认为，欧几里德空间只不过是宇宙间一切可能的空间的一种特殊形式或极限形式……
笔者认为，这两点“批评”恰恰正是点出了康德最为难能可贵的深刻用意所在！其中第一条批评，也就是康德科学观最重要的一项暗示，笔者将在稍后展开探讨，
下面先来讨论第二条即关于“绝对时空”的批评。
首先，“非欧几何的历史发展并没有反对康德的理论，康德否认欧式几何是分析的，这意味着非欧几何在逻辑上是可能的。问题在于，康德认为空间为欧氏的乃是先天的真理。而事实上，空间为非欧氏的是一经验的真理。”[13]非欧几何的发展不正恰恰是体现了康德思想的深邃吗？在罗巴切夫斯基和黎曼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欧氏几何是无可置辩的、自明的东西，而唯独康德指出欧氏几何并非自明，而是依赖于对空间的直观。而事实确实如此，欧氏几何是平直空间的产物，而非欧几何对应的是伪球面或马鞍形的空间，康德的欠缺只是在于没有想象到“空间并非平直”的可能性罢了。
再来看康德为何不愿放弃“绝对时空”的说法。
绝对空间本身就什么也不是，更不是客体，而只是意味着我除了被给予的空间之外任何时候都可以设想的任何一个另外的相对空间。我只是使它作为一个包含一切被给予空间的东西，作为在其中我以把一切被给予空间看作运动的空间的东西，并越过一切被给予空间向无限突进。由于我只是在思想中拥有这个虽然仍是物质性的但却扩展着的空间。对描画出这种空间的物质什么也不知道，于是我就抽调了物质，这样空间就像一个纯粹的、非经验性的和绝对的空间那样被想象。我可以将它与仍和一个经验性的空间相比较，并在其中将经验性的空间想象为运动的，因而它永远被看作是不动的。使这一绝对空间成为现实的东西。就意味着把我可以用每个包括于其中的经验性空间与之相比的任一空间的逻辑普遍性，混杂进现实范围内的物理普遍性之中，并误解理性的理念。[14]
在这里，康德已经十分明确地在“经验”的限度内完全地拒斥了“绝对时空”——“绝对空间对一切可能的经验来说都是无。”[15]既然“什么都不是”，为什么康德一定要坚持在“想象”中保存这样一个“无”呢？笔者认为，一方面，与“物自体”的说法类似，康德强调某种永远不能被经验却是“绝对”的事物存在，避免了其哲学在拒斥了独断论后却滑向相对主义，康德哲学的基本目的是“要把科学知识从怀疑主义中拯救出来”[16]，而“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一危险的观念将难以保障知识的客观性。另一方面，“绝对时空”作为一种先天的直观形式，是确确实实地存在于人的“想象”中的！比如我们说“引力使空间弯曲”，这里的“弯曲”也同样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空间的弯曲也只是一种计算的方便，并且相比把弯曲时空的效应视作光子受引力作用而发生偏转，把空间视作弯曲的显得更直观一些。另外我们在想象一个弯曲的时空之前，不可避免地需要先有一个平直时空的直观才行：我们会在纸上画一些曲线来解释一个弯曲时空的状态，就像《果壳中的宇宙》里的那些精美插图那样，然而这些曲线之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去想象一个“弯曲”的时空，它们首先却是画在作为背景的“平直”的纸上的！在我们的思维中也是同样——我们关于时空的先天直观始终是“平直”的欧几里德时空！同样，我们也无法回避我们首先拥有的是静止空间的直观。那么，究竟是哪一种时空的形式才是最根本的？康德认为绝对的时空是不可能被经验的，是完全不能被我们确定的，我们能确定的只有我们的“先天直观”，因此我们不要争论“哪种时空形式是绝对的”，值得我们讨论的只是“哪种时空形式才是更方便直观的”。
在这里，霍金有着与康德十分类似的表述——霍金为了避免产生“时空奇点”，设计出了“虚时间”这样一种构想：“……事件的时间坐标为虚数值的时空称为欧几里德时空，因为其度量始终是正的。……可以认为，使用虚时间只是为计算出关于实时空答案的一种数学方法——或者说诀窍，[17]”“所以或许我们所说的虚时间实际上倒是更加基本的概念，而我们所说的实时间反倒只是发明来帮助我们描述我们心目中的宇宙概念。但是……科学理论知识我们用来描述我们的观察结果的数学模型。它只存在我们的头脑中，因此这样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哪一个是真实的，是‘实’时间还是‘虚’时间？问题只在于那个是更为有用的描述。”[18]
既然人对自然的认知总是相对的和局限的，知识如何可能的根基不能建立在对表象的经验之上，于是，让客体反过来符合主体，建立起一些形而上学原则作为先验的假设以确保客观的知识得以可能是必要的！“一种理智的自然学说，只有作为其基础的自然法则被理解为先天的，而不仅仅是经验的法则时，才有资格叫做自然科学。”[19]“每一位数学物理学家都完全少不了形而上学原则。”[20]康德进一步论证了这些假设不仅必要，而且是合理的。在这里，现代科学与康德产生了共鸣：作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思想先驱，被誉为“对于数学和它的应用具有全面知识的最后一个人”，彭加勒（Jule-HenriPoincaré；，1854—1912亦译庞加莱）创始的所谓科学哲学的“约定论”认为：
数学量……它是我们在自然界发现的呢，还是我们自己把它引入自然界的呢？……我们希望把每一件事物强行纳入的框架原来是我们自己所构造的，但是我们并不是随意创造它的。可以说，我们是按尺寸制造的，因此我们能够使事实适应它，而不改变事实的基本东西。
我们强加给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框架是空间。几何学的第一批原理从何而来？它们是通过逻辑强加给我们的吗？罗把切夫斯基通过创立非欧几何学证明不是这样。空间是由我们的感官提示的吗？也不是……几何学来自经验吗？进一步的讨论向我们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说，几何学的第一批原理只不过是约定而已，但是，这些约定不是任意的……[21]
仔细阅读以上的文字后，很难想象彭加勒没有受到康德的启发！虽然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与彭加勒的“约定”并不完全等同，但把彭加勒的“框架”与康德的“先天形式”相对应、“约定”与“先验感性”相对应、“数学量、空间”与“时间、空间”相对应……我们惊异地发现，最后一个数学全才的所谓创造性的见解比起百余年前的康德并无多少新意！
以上笔者主要论述了康德时空观的深邃内涵，并揭示了康德时空观对理解现代科学宇宙观的重要意义，康德的时空观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能够不断地带给现代科学新的启迪！现代的哲学家们与其“赶时髦”地卖弄相对论哲学、量子论哲学，倒不如踏踏实实地去聆听康德的建议。
最后，我们回到之前搁置的那个问题，即杨祖陶先生和邓晓芒先生对“康德时空学说的根本性的局限和错误”的第一个批评，即“康德否认人类知识有超出现象界把握客观本质（物自体）的一切可能，以便最终为信仰主义保留一席之地”。事实上，从根本上否定人类知识把握客观本质的一切可能——这正是康德哲学最值得赞叹的地方。
另一方面，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评价，即认为康德的错误不是低估了人类知识的力量，而是过分抬高了人类。例如赵敦华老师认为：“康德的认识论既有与自然科学相契合的一面，也有与之不符的一面……哥白尼以日心说代替地心说的一个意义在于破除了人类是宇宙中心的幻觉，康德在哲学界发起的‘哥白尼革命’却试图重新规定人在自然界的中心地位。在这里，先验哲学与自然哲学的分歧已见端倪。”[22]
以上的两种批评，正好从正反两个侧面托显出康德哲学的深刻意义！事实上，康德对人主体性的高扬与对人主体能力的限制这两方面的强调是出于同样一个目的，也即是康德的整个哲学最终所指向的根本问题——“人是什么？”
康德生活在一个机械论的自然观盛行的时代，从笛卡儿开始，机械观充斥在人们的头脑中，构成了他们思考一切问题的思维定式，“从笛卡尔到牛顿，从霍布斯到拉美特利，机器隐喻统治着早期现代的心灵，不仅物质宇宙，而且社会、动物，甚至人类都被视作机器的不同种类，而缺乏任何的生命冲动。”[23]例如斯宾诺莎夸口道：“我将以同样精确的方式，像思考线、面和立体那样思考人类的活动和激情。”拉美特利宣称：“让我们勇敢地得出结论，人仅是一台机器，同时整个世界只有一种杂撑变形着的物质。”这种机械化的世界图景所带来的结果是容易想见的——世界对人不再有任何神秘感，人类对自然不再存有敬畏之情。进而，由于人本身也是机器，对人本身的尊重也在事实上被扭曲了，高尚的德行也不再能引起敬佩，自我境界的提升是没有意义的，人们追求的只有物质上的成就——发掘、占有和征服。
在这样一幅冷冰冰的世界图景下，人类知识的力量似乎是无限地膨胀了，而人类本身却变得无限的渺小了！通过数学计算，人类似乎能够理解整个宇宙的一切，却比任何时候都不清楚自己作为人存在的意义所在，人本身反倒成为了人的知识的奴隶。康德所面对的问题，不单单是要“要把科学知识从怀疑主义中拯救出来”，还要将道德、信仰、价值和意义从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
于是，康德一方面“以其‘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庄严宣告，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自由。”[24]，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限制知识的疆界，让人类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
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而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也就是没有纯粹理性批判就会在形而上学中生长的那种成见，是一切阻碍道德的无信仰的真正根源，这种无信仰任何时候都是非常独断的。[BXXX]
“诚实而勇敢地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也许会是哲学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但这恰恰是维护人类生命之有意义性的最好方式（如果不是唯一方式的话）”[25]
人们重视的往往是康德哲学中“人为自然界立法”的高傲，却经常忽略康德在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更强调了人必须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科学不可能穷尽自然、人不可能主宰自然，哲学家也不可能垄断知识——这些是康德哲学给我们留下的更重要的提示。
“康德哲学的一个决定性的意义是，它坚持认为存在着人类必然无法认知的领域，这使哲学家保持了谦卑。”[26]
即使康德本人多次骄傲地宣称，“他的体系超过了以往所有的哲学家”。然而，康德留给人们更重要的暗示却不是哲学的傲慢，而是相反——
……然而，你真的盼望要有这样一种涉及到一切人类的、应当超越普通知性而只由哲学家揭示给你的知识吗？你所责备的这一点，正好是前述主张的正确性的最好证明，因为这揭示出人们一开始不能预见到的事，即大自然在人们无区别地关切的事情中，并没有在分配他们的禀赋上有什么偏心的过程，而最高的哲学在人类本性的根本目的方面，除了人类本性已赋予哪怕最普通的知性的那种指导作用以外，也不能带来更多东西。[A831B859]
康德告诉我们，哲学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它能让我们的认识水平高于常人，甚至让我们的认识水平无限地膨胀，而恰恰在于哲学能向我们展示认知的局限，从而使我们谦卑。“遗憾的是，康德之后的许多哲学家都拒绝接受它的体系的这个重要暗示。相反，过去两百多年的形而上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试图回避这一令人痛苦的暗示（只有做到谦卑，才能成为好的哲学家）的种种努力的历史。”[27]
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也没有忘记告诫人们哲学的谦卑，在全书的最后一句话，康德提醒道“因此，形而上学的物体学说既不能停留于有条件者那里，又不能理解无条件者。当它极力求职者去把握一切条件的绝对整体时，在它那里省下来要做的没有别的，只有从对象那里回复到自身，不是为了研究和规定事物的最后边界，而是为了研究和规定自己固有的、自己所凭借的能力的最后边界。”[28]
那么，限定了知识的界限是否意味着缩小了知识的运用空间呢？康德指出：“粗略地浏览一下这部著作，人们会以为，他的用处总不过是消极的，就是永远不要冒险凭借思辩理性去超越经验的界限”[BXXIV-BXXV]，康德进一步指出，一旦不对思辨理性加以任何限制，“后果不是扩展了我们的理性运用，而是缩小了它”因为思辨理性的滥用会威胁和排斥了那“纯粹的（实践的）理性运用”，即成为纯粹理性那一个“完全必要的实践运用（道德运用）”的障碍物。正如警察的用处是积极的而并非消极的，对思辨理性的限制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在知识是否有其限度的问题上，现代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们也大都会同意康德的意见，
费曼说道：“任何一个科学概念，都是处在绝对错误和绝对真理之间的某个刻度上，而不会处于这一端或那一端。我相信，接受不确定性这个观念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仅是为科学，也为其他的事情；我相信，承认自己的无知有重大意义。”[29]
即便是一直执着于发现一条旨在涵盖宇宙一切物理法则的“大统一理论”的霍金，在2002年8月17日的北京国际弦理论会议上终于也不得不承认，“在物理学领域，很可能存在类似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规律，因此建立一个描述宇宙的大统一理论是不太可能的。”[30]
爱因斯坦更是明确地指出——“但凡是曾经在这个领域（科学探索）里胜利前进中有过深切经验的人，对存在中所显示出来的合理性，都会感到深挚的崇敬。通过理解，他从个人的愿望和欲望的枷锁里完全解放出来，从而对体现于存在之中的理性的庄严抱着谦恭的态度，而这种庄严的理性由于其极度的深奥，对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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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时空中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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