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了迅速扭转斗争局势，更好地坚持东北的抗日斗争。
绥宁地区党政军领导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决定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抓住有利战机，派遣黎国维和他的特勤队二进宁安城，了解敌人最新讨伐行动计划，伺机消灭敌人新的有生力量－特别袭击队。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绥宁地区军民在与日伪军进行顽强斗争的同时，也狠狠打击了以汤秉仁和赵万翔为首的汉奸，叛徒，打击了汉奸，叛徒的嚣张气焰。
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黎国维依约走进宁安的松江茶楼。
他要与警署方科长见面，方科长起初不免有点紧张，但看到烛光灯影里的黎国维镇定自若，言语幽默，不禁渐渐地松了一口气。
方科长名为方惟仁，早年在燕京大学读过书，比黎国维高几届，也是黎国维父亲的学生，他曾留学过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过化学博士。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回到东北，因他通晓日文，被逼做了警署官员。
他们双方约定：方除为抗联二路军工作外，还要尽快打人日伪情报机构下属特别袭击队，并取得他们的信任。
绥宁地区抗联将派特勤队员赵兰田和刘学凯充当方的保镖，并派人和他进行单线联系，并每月提供一定数量的活动经费。
不久，为提高方的地位，地下党又破例给他提供几次立功机会，并在宁安城里特高课和特别袭击队，对面买下一个前店后院的地方，开了一个小饭馆让抗联战士张惠娥化名袁琪当老板娘。
当然，要应付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和特高课机关，还必须经常向他们提供抗联和地下党的活动情报。
经过抗联二路军领导特别批准，黎国维定期将党的抗日宣言，地下党开会的会议纪要和《红旗》，《抗联》，《战斗》等刊物，以及真真假假的各种情报，提供给方。
每当特高课或警署方面刚刚侦知抗联的某些活动，地下党便迅速通知方科长，让他立即上报特高课。
有时，地下党有意在敌占区内布置一些假机关，放上几册文件，让方科长带人“破获”，以作为夸耀和报功的资本。这样，在地下党的配合下，方科长轻而易举地成为绥宁警署中效率最高、能量最大的实力人物，从而取得了徐澜涛和佐藤美智子的信任。
在徐澜涛的眼中，方科长不仅是只手通天的绥宁警署官员，而且还是不可多得的日本通。当徐澜涛就日本情报机关内幕及中日，德日关系的前景请教方科长时，方如数家珍般地将日本政府及各财团的情报系统一一道来。
其渊博的知识、准确的判断，使警署官员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徐澜涛力邀方就任特别袭击队副大队长兼第二中队长，还特准在方科长紧急办案时，不必履行常规拘捕手续。
从此方成了徐澜涛的座上宾，经常自由出入徐澜涛的寓所。
特勤队员赵兰田和刘学凯也被方科长安排到特别袭击队担任排长和副排长。
后来，徐澜涛又将方科长正式介绍给佐藤美智子，方又成为特高课佐藤美智子的红人。徐澜涛见方科长成了佐藤美智子的红人，也乐意将重要案件交给他处理，以减少麻烦。而抗联和地下党则通过方科长，基本掌握了关东军讨伐计划的动向。
二．
特别袭击队成立后和关东军秋季讨伐计划大兵压境时期，伪满汉奸徐澜涛心勃勃，打着组织快速反应特别袭击队的旗号，在绥化宁安一带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他公开向他的部下吹嘘：“我们这个部队大有前途，靠特高课在这里才能站住脚，无论谁过来也倒不了。”
实际上他脚踏好几只船，明着是伪满洲国军第二旅旅长，暗地里和蒋介石的军统特务机关有勾结。
1939年冬，徐澜涛为了扩充队伍，给东宁县道河镇伪镇长孙大棒子下了一个委任状，任命孙为独立团团长，但仅有一纸空文。
孙大棒子在道河镇，吊水湖一带东拼西凑召集了400多名土匪，地痞便成了徐澜涛的主力团。
宁安敌工站打入道河伪镇公所当文书的安国邦，也跟着孙大棒子到独立团第二营当了连长，手下管着几十号人。
他了解了孙大棒子的情况，用请假探亲的名义回到家乡乱岗子，向宁安敌工站作了详细汇报。
当时，组织上研究分析，认为像孙大棒子这样的人，背景十分复杂，很难争取过来，留下来危险也大，必须设法搞垮他，或者挤出这个地区。
根据领导的指示，安国邦回去后，一连向宁安日本特务机关写了五封匿名信，罗列了徐澜涛派副团长和******特务机关联系的材料。
日本特务机关接信后对徐澜涛所部进行秘密监视，发现了******特务机关有人在孙团进行活动，并对徐澜涛的行动有所警惕。
后来孙大棒子也发觉日本人对他有怀疑，因此，不敢在绥化，宁安久驻。
有一天他忽然召集全团干部讲话，说日本人要缴我的枪，在这里不能蹲了，我们要到大山里去，公开暴露了对日伪军的不满。
这年秋天他就带着全团人马离开了绥化，宁安，跑到长白山区，把队伍编入了******的抗日救国军，孙大棒子仍任团长。
自打孙大棒子叛逃后，徐澜涛便在佐藤美智子那里失了宠，并因为军权过大，骄横恃宠，又多方得罪人，得到不少人秘密参奏，终于有一天病死在家中，病因不明。
方惟仁随即接替了徐澜涛的位置，成为快速反应特别袭击队队长，伪满洲国军第二旅旅长，绥宁警署署长，他们的二女儿方岚也因工作需要回到家中，担任与抗联，地下党组织联系的工作。
1939年冬，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形势急转直下，抗联部队“常常陷于弹尽粮绝，饥疲困乏、断指肤裂的境地”。
部队大量减员而得不到补充，“问题到了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的程度。
在困境中的抗联各部领导人不能不考虑如何保存实力，制定新的游击活动计划问题。
黎国维也奉命离开宁安，回到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