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不但可以轻而易举地击倒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而且可以使他出卖自己的灵魂。这是我在饱尝饥饿之苦后的切身体验。
来边城不到两天，我口袋里的零钱全部花光。当饥饿悄然向我袭来时，我开始四处寻找填饱肚子的门路。每看到一个招工的启事，我便像发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而奋不顾身。可每次不是被招工单位的人用软绵绵的话语将我给弹了出来，就是遭到他们粗鲁的驱赶。到后来，我为了能找到一份工作，一份填饱肚皮的工作，不得不死皮赖脸地纠缠着小企业的老板不放，甚至提出不要一分钱的工资，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千口万谢了。对于我这样低得不能最低的要求，招工的企业老板当然就没有再拒绝的必要了。
我终于抓住了一次进入建筑工地卖命的机会。
建筑工地不是人们想像中那种出卖气力就能换来工钱的场所，它没有乐趣，没有同情，没有理解，没有关爱，更没有向往自由和精彩的人生，只有没日没夜地透支体力和耗费血汗，干活的民工在包工头的眼中还不如一条帮他看守工棚的狼狗。在建筑工地上拚死拚命地干了几天的活，我很快发现自己还真不如那条替老板守工棚的狼狗。狼狗虽说也和我一样不要工钱，只要填饱肚子就足够了，可狼狗竟然比我这个干活的强多了，它至少不用每天超强度地劳作，超负荷地负重。我还发现狗的生活待遇远比工地里的民工要好，我们的菜里没有一点油水，可狼狗每天要吃掉好几块新鲜的肉，包工头对我们只有白眼和训斥，可对它却又是抚摸，又是亲昵，像朋友一般信任，像情人一般**。我想，要不然，这杂种怎么会如此粗壮，怎么会如此忠心耿耿呢。
进入了工地，人像判了无期徒刑，这个工地的活干完了，又迁到另一个工地接着干，所有的民工也就跟在狼狗的屁股后面，在陌生的城市里游走和流动。尽管民工们也在背后埋怨和谩骂包工头太抠太狠太可恶，可他们只要一旦空闲下来，谁都像是忘记了自己卖命卖血汗的身份，大声说着痞话，讲一些粗俗得不能再粗俗的下流笑话，有时还会畅快地哈哈大笑。要是到了发工资的日子，就更不得了，每个民工的脸上都洋溢着知足的笑意，这笑竟然如春天的阳光一般灿烂。每到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有些后悔，后悔当初不应该说不要工钱。钱对于我来说，显然没有其他民工那般渴求，他们用血汗换来的钱是要寄到一个期待收到他们的钱的地方去的。付出血汗是过程，寄出的钱是流淌在他们脸上的笑。想到这些，我又不那么后悔了，自己拿了钱也没地方寄啊！钱，本就是身外之物，何必为了钱而丢掉这一份来之不易且能填饱肚子的苦差事呢。如此想着，我也就能心安理得地继续干下去了。
不久，一种像湿疹，但比湿疹要厉害得多的流行疾病，在工地上一阵风似地流行起来，让我真正感悟到了另一个世间的浅显道理：钱并不是身外之物。有时，它非但重要，而且不可替代。
工地是流动的，可这种相对的流动对民工来说则是另一种绝对的封闭。我们活动的范围无非就是在一个有限的工地上卖命并吃喝拉撒睡，像一窝猪仔一样挤在一个潮湿、阴暗、封闭及混杂着各种恶心气味的工棚。起初，有几个民工染上病后，大伙都没有真拿这病当一回事。没染上病的民工还拿染上病的民工开几句下流的玩笑，说是隔久了没睡女人发“花病”，要是能搞到一桶城里漂亮女人的骚尿水泡个澡就好了。没隔几天，那些开玩笑的民工再也开不出玩笑了，他们发现自己身上居然也在发“花病”。
这种疾病很怪，开始染上时是不痒不痛，只是在人身体上某个隐蔽的地方长上几块红红的斑印，再慢慢地增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开始一个劲地扩散，红红的斑印一块挨着一块，挤得有些窒息。通体长满后，接着就沁出一点点透明的黏黏的液体，黏黏糊糊的液体不断迸发出来时，周身也就在悄悄地溃烂。本来就是大热天，一出汗就像在溃烂的皮肤上洒了盐水般，难受得让人有了一种钻心般的疼痛。随着病情的恶化，有些坚持不了的民工就开始陆陆续续地辞工，离开工地。我是最后一批染上这怪病的，在我染上的时候，我嫉妒的那条狼狗也染上了。包工头后来知道了这桩事，他装得跟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照样对民工瞪白眼，照样大声训斥，对一些得了疾病做事不利索的民工，甚至大骂大打，就只差没动手括人皮吸人血了。直到他怎么训斥和谩骂也榨不出民工的血汗时，他就宣布放假。有几个病得非常严重的民工，因为工钱早已经寄回家了，实在是拿不出钱做路费了，就跪在包工头面前求他给点路费。他们求包工头的时候，包工头正戴着一个口罩组织一伙人用汽油烧那条狼狗。浑身浇湿了汽油的狼狗，一点燃，就像一团被大风掀起的火，在围得死死的钢丝网罩中忽上忽下，发出凄惨的吼叫。也许是狼狗的惨叫声干扰了包工头的听觉，也许是口罩将包工头的嘴巴封得太严实不方便说话，他照旧鼓着一双绿豆眼珠朝民工们瞪白眼，还一个劲地挥手，像是在说你们能不能离老子远一点啊。
我身上也同样烂得非常严重，由于我是一个没有工钱的民工，我不得不也跟着他们跪在一起，想要包工头开恩赏给几个路费，最好还能给点治病的钱。见民工们跪在地上不走，包工头转身朝身边几个高大壮实的青年使了个白眼，这几个比狼狗更忠心的打手就轻易地将他们抛出了包工头的视线范围。我还想赖着不走，抬头看到其他的民工都悻悻地走远了，也就爬起来，双脚一颠一拐地朝一个自己也没弄清方向的地方走去。远远地，我想回头看看那只可恶的狼狗烧死没有，但一点也看不清楚，只是闻到了一股烤肉的烧焦味道。
没有了明确的目标，就没有了固定的去向。我忍受着疾病的痛苦，慢慢地移动着双脚，思考着下一程路该怎样走。我想，下次再要是能招上工，我一定坚持要工钱，就是比别人少一点也无所谓，没钱真是寸步难行啊。走了一程又一程，疼痛的感觉已经麻木了。不知不觉，也许是鬼使神差，我竟然又回到了这个城市的我熟悉的天桥底下。
这时，夜色袭来，城市只剩下灯火的辉煌和无边的喧嚣了。
在浮躁的夜色里，白天的缤纷色彩已然隐退了，城市还原了它冷峻阴森的本来面目。
我口袋里没钱，一身脏兮兮的，脏兮兮的衣裤将已经溃烂的皮肤粘在了一起，互相紧紧地黏糊着，如贴上了货真价实的双面胶一样。躯体的空虚，精神的落魄，病痛的折磨，我自然没有心思再站到天桥上去看城市的风景了。只能来到天桥底下，靠着一个坚实的桥墩斜斜地傍着身子。
随着夜色的加深，天桥底下也逐渐变得冷静起来，与我有着不同遭遇却有着相同不幸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也在夜幕的淹没下，东一个，西一个，横一个，竖一个地睡着了。
有人一进入睡梦就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梦话或者说胡话；有人却一个劲地磨牙齿，像是料定明日有人要宴请他，今晚非得作好充分的准备不可，一个劲地要尽量将牙齿磨得更锋利一些，以便到时好痛痛快快地撮他一顿；也有人光着身子睡，是怕热的一类人；也有人穿了棉袄睡，还要盖一床脏兮兮的草席子，这肯定是疯子和大脑神经出了问题的人；还有人打呼噜，借着街灯的余光，我发现人打呼噜的方式原来也是如此的千差万别，千奇百怪，有的人紧闭着嘴巴，两个鼻孔像乡里铁匠师傅使用的风箱一样，不急不缓有节奏地抽拉，发出均匀的鼾声。有的人则张开嘴巴，两个鼻孔突然用力抽进一股气流，稍作停顿，然后从张开的嘴里便窜出一声长长的鼾声，那鼾声刚迸出来时很厚很重，到中途又突然没有了一点声息，当你以为他打鼾的一个回合已经完美结束时，其实他又没有，在乳猪般细小的哼唱声的伴唱下，双腮一鼓，连痰带口水一股脑儿从嘴中喷出，一个打鼾的过程才算全部完成。这很容易使人为他产生一丝多余的紧张情绪。前几次睡在天桥底下，或许是自己太疲惫了，别人还没睡我就睡沉了。所以，今晚看到这副人间光怪陆离的画面，我真想挪个地方，可双脚却又不听使唤，便只好无奈地等待天明。
来边城不到两天，我口袋里的零钱全部花光。当饥饿悄然向我袭来时，我开始四处寻找填饱肚子的门路。每看到一个招工的启事，我便像发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而奋不顾身。可每次不是被招工单位的人用软绵绵的话语将我给弹了出来，就是遭到他们粗鲁的驱赶。到后来，我为了能找到一份工作，一份填饱肚皮的工作，不得不死皮赖脸地纠缠着小企业的老板不放，甚至提出不要一分钱的工资，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千口万谢了。对于我这样低得不能最低的要求，招工的企业老板当然就没有再拒绝的必要了。
我终于抓住了一次进入建筑工地卖命的机会。
建筑工地不是人们想像中那种出卖气力就能换来工钱的场所，它没有乐趣，没有同情，没有理解，没有关爱，更没有向往自由和精彩的人生，只有没日没夜地透支体力和耗费血汗，干活的民工在包工头的眼中还不如一条帮他看守工棚的狼狗。在建筑工地上拚死拚命地干了几天的活，我很快发现自己还真不如那条替老板守工棚的狼狗。狼狗虽说也和我一样不要工钱，只要填饱肚子就足够了，可狼狗竟然比我这个干活的强多了，它至少不用每天超强度地劳作，超负荷地负重。我还发现狗的生活待遇远比工地里的民工要好，我们的菜里没有一点油水，可狼狗每天要吃掉好几块新鲜的肉，包工头对我们只有白眼和训斥，可对它却又是抚摸，又是亲昵，像朋友一般信任，像情人一般**。我想，要不然，这杂种怎么会如此粗壮，怎么会如此忠心耿耿呢。
进入了工地，人像判了无期徒刑，这个工地的活干完了，又迁到另一个工地接着干，所有的民工也就跟在狼狗的屁股后面，在陌生的城市里游走和流动。尽管民工们也在背后埋怨和谩骂包工头太抠太狠太可恶，可他们只要一旦空闲下来，谁都像是忘记了自己卖命卖血汗的身份，大声说着痞话，讲一些粗俗得不能再粗俗的下流笑话，有时还会畅快地哈哈大笑。要是到了发工资的日子，就更不得了，每个民工的脸上都洋溢着知足的笑意，这笑竟然如春天的阳光一般灿烂。每到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有些后悔，后悔当初不应该说不要工钱。钱对于我来说，显然没有其他民工那般渴求，他们用血汗换来的钱是要寄到一个期待收到他们的钱的地方去的。付出血汗是过程，寄出的钱是流淌在他们脸上的笑。想到这些，我又不那么后悔了，自己拿了钱也没地方寄啊！钱，本就是身外之物，何必为了钱而丢掉这一份来之不易且能填饱肚子的苦差事呢。如此想着，我也就能心安理得地继续干下去了。
不久，一种像湿疹，但比湿疹要厉害得多的流行疾病，在工地上一阵风似地流行起来，让我真正感悟到了另一个世间的浅显道理：钱并不是身外之物。有时，它非但重要，而且不可替代。
工地是流动的，可这种相对的流动对民工来说则是另一种绝对的封闭。我们活动的范围无非就是在一个有限的工地上卖命并吃喝拉撒睡，像一窝猪仔一样挤在一个潮湿、阴暗、封闭及混杂着各种恶心气味的工棚。起初，有几个民工染上病后，大伙都没有真拿这病当一回事。没染上病的民工还拿染上病的民工开几句下流的玩笑，说是隔久了没睡女人发“花病”，要是能搞到一桶城里漂亮女人的骚尿水泡个澡就好了。没隔几天，那些开玩笑的民工再也开不出玩笑了，他们发现自己身上居然也在发“花病”。
这种疾病很怪，开始染上时是不痒不痛，只是在人身体上某个隐蔽的地方长上几块红红的斑印，再慢慢地增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开始一个劲地扩散，红红的斑印一块挨着一块，挤得有些窒息。通体长满后，接着就沁出一点点透明的黏黏的液体，黏黏糊糊的液体不断迸发出来时，周身也就在悄悄地溃烂。本来就是大热天，一出汗就像在溃烂的皮肤上洒了盐水般，难受得让人有了一种钻心般的疼痛。随着病情的恶化，有些坚持不了的民工就开始陆陆续续地辞工，离开工地。我是最后一批染上这怪病的，在我染上的时候，我嫉妒的那条狼狗也染上了。包工头后来知道了这桩事，他装得跟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照样对民工瞪白眼，照样大声训斥，对一些得了疾病做事不利索的民工，甚至大骂大打，就只差没动手括人皮吸人血了。直到他怎么训斥和谩骂也榨不出民工的血汗时，他就宣布放假。有几个病得非常严重的民工，因为工钱早已经寄回家了，实在是拿不出钱做路费了，就跪在包工头面前求他给点路费。他们求包工头的时候，包工头正戴着一个口罩组织一伙人用汽油烧那条狼狗。浑身浇湿了汽油的狼狗，一点燃，就像一团被大风掀起的火，在围得死死的钢丝网罩中忽上忽下，发出凄惨的吼叫。也许是狼狗的惨叫声干扰了包工头的听觉，也许是口罩将包工头的嘴巴封得太严实不方便说话，他照旧鼓着一双绿豆眼珠朝民工们瞪白眼，还一个劲地挥手，像是在说你们能不能离老子远一点啊。
我身上也同样烂得非常严重，由于我是一个没有工钱的民工，我不得不也跟着他们跪在一起，想要包工头开恩赏给几个路费，最好还能给点治病的钱。见民工们跪在地上不走，包工头转身朝身边几个高大壮实的青年使了个白眼，这几个比狼狗更忠心的打手就轻易地将他们抛出了包工头的视线范围。我还想赖着不走，抬头看到其他的民工都悻悻地走远了，也就爬起来，双脚一颠一拐地朝一个自己也没弄清方向的地方走去。远远地，我想回头看看那只可恶的狼狗烧死没有，但一点也看不清楚，只是闻到了一股烤肉的烧焦味道。
没有了明确的目标，就没有了固定的去向。我忍受着疾病的痛苦，慢慢地移动着双脚，思考着下一程路该怎样走。我想，下次再要是能招上工，我一定坚持要工钱，就是比别人少一点也无所谓，没钱真是寸步难行啊。走了一程又一程，疼痛的感觉已经麻木了。不知不觉，也许是鬼使神差，我竟然又回到了这个城市的我熟悉的天桥底下。
这时，夜色袭来，城市只剩下灯火的辉煌和无边的喧嚣了。
在浮躁的夜色里，白天的缤纷色彩已然隐退了，城市还原了它冷峻阴森的本来面目。
我口袋里没钱，一身脏兮兮的，脏兮兮的衣裤将已经溃烂的皮肤粘在了一起，互相紧紧地黏糊着，如贴上了货真价实的双面胶一样。躯体的空虚，精神的落魄，病痛的折磨，我自然没有心思再站到天桥上去看城市的风景了。只能来到天桥底下，靠着一个坚实的桥墩斜斜地傍着身子。
随着夜色的加深，天桥底下也逐渐变得冷静起来，与我有着不同遭遇却有着相同不幸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也在夜幕的淹没下，东一个，西一个，横一个，竖一个地睡着了。
有人一进入睡梦就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梦话或者说胡话；有人却一个劲地磨牙齿，像是料定明日有人要宴请他，今晚非得作好充分的准备不可，一个劲地要尽量将牙齿磨得更锋利一些，以便到时好痛痛快快地撮他一顿；也有人光着身子睡，是怕热的一类人；也有人穿了棉袄睡，还要盖一床脏兮兮的草席子，这肯定是疯子和大脑神经出了问题的人；还有人打呼噜，借着街灯的余光，我发现人打呼噜的方式原来也是如此的千差万别，千奇百怪，有的人紧闭着嘴巴，两个鼻孔像乡里铁匠师傅使用的风箱一样，不急不缓有节奏地抽拉，发出均匀的鼾声。有的人则张开嘴巴，两个鼻孔突然用力抽进一股气流，稍作停顿，然后从张开的嘴里便窜出一声长长的鼾声，那鼾声刚迸出来时很厚很重，到中途又突然没有了一点声息，当你以为他打鼾的一个回合已经完美结束时，其实他又没有，在乳猪般细小的哼唱声的伴唱下，双腮一鼓，连痰带口水一股脑儿从嘴中喷出，一个打鼾的过程才算全部完成。这很容易使人为他产生一丝多余的紧张情绪。前几次睡在天桥底下，或许是自己太疲惫了，别人还没睡我就睡沉了。所以，今晚看到这副人间光怪陆离的画面，我真想挪个地方，可双脚却又不听使唤，便只好无奈地等待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