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二零零五年，我在大学遇上了我们的经济学老师。我这才知道，他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因为他也可以像光头和尚一样面无表情地念经并且也是毫不重复。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老师念的不仅有中文还夹杂着英文，并随时叫出某一个正准备打磕睡的同学的名字。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我们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而且他们周围的人总是睡倒一大片。

老师常苦口婆心地对那些睡意朦胧的人说，知道为什么要念书吗？为了提高素质。那素质是从哪里来的？当我们把所学的东西都忘掉的时候，剩下的就是素质了。

因为基本上没人理他，所以他只能自问自答。当然，偶尔有几个保持着清醒的人也会笑几声。

得到了“回应”，老师开始变得兴奋起来。他又继续说，这就好比淘金，乍一看水好像是给捞起来了，最后又漏掉了，剩下的就只有沙子。这素质就如同沙子，它是得到和忘却之前过程的产物。如果不曾知道，我们怎能忘记？如果不曾忘记，我们又哪来的素质。哎，萧威，你站起来，你回忆一下我们所讲过的“凯恩斯需求理论”。

坐在一旁的萧威头重脚轻地站了起来，回答道：

对于不曾知道过的东西，我无法回忆。

那些刚刚还迷醉的人们顿时哈哈大笑。还有一些人抬起了迷惘的脑袋，疑惑地看着那些张大发笑的空洞嘴巴。

犹太人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的，你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困惑的人必然会去思索，而思索又使人更为困惑。困惑本身就是一种让人觉得滑稽的表情，我猜想这就是上帝发笑的原因。

也不知过了多久，就在我们等得尿憋肠穿的时候，老师念了一声：下课了。这冷淡的语调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旧社会地主老婆突然站在田头，站在正干着农活的长工背后，冷冷地说：开饭了。

同学们鱼贯而出，龙蛇生猛。正是这三个字，使得多少人蹭破了书包划破了衣服，也正是这三个字，使得不知多少扇铁门给挤坏了。课室的门像是一道突然炸开的伤口,猴急的人群宛如鲜血似的往外喷涌。

我曾见过一个穿超短裙的小个子女生，她往外挤的时候极其灵活勇猛，出来时才发现一只高跟鞋的鞋根不见了。这本来已经很让人吃惊的了，更让人吃惊的是，那小女生发现鞋跟不见之后，马上一转身，又面无惧色地投身人海。她脸上浮现出着刘胡兰就义时的那种表情，然后纵身一钻，便淹没在潮涌的人海中。

一些外国小报批评中国人没有素质，不讲秩序，总喜欢前拥后挤。其实不然，对于无尽的沉闷，人们自然会选择快速的逃离。我坚信，如果让那些老英老美们到我们这里上两节经济课，下课离开时他们也会像逃难一样。

离开了人海，来到食堂，又是一片新的人海。几个排队的同学一如既往地感慨着还好实施了计划生育。我们旁边坐着喝汤的两位女生则皱着眉头讨论着这段时间盐是不是降价了。

下午没有课。萧威在寝室弹吉它。窗外的那几只老得还未来得及死去的蝉在嘶声竭底地鸣叫。于是萧威和那几只老蝉在一起组成了一支聒躁的乐队。

一曲完毕。萧威甩了甩头发，问：美么？可以感动一个人么？

我们照例摇摇头说：没感觉。

在萧威又准备埋怨说他是对牛弹琴之前，小庭说话了。他说：如果你弹的是琴，那么我们就是牛，但事实上我们并非牛，那你弹的还是琴么？

我“呵呵”一笑说，他弹的当然不是琴，是吉它。

萧威没理我们，又继续和蝉们一起演奏。这一次，他弹的是周同学的《夜曲》。他也学着周同学那样口齿不清地演唱，因此我们常常会把“纪念我们失去的爱情”听成“纪念我们死去的爱情”。

秋凉了，叶落了，几只快要老死的蝉，在激情四射地和萧威一起纪念着他们死去的爱情。呵呵。

这段时间去上晚自习时，萧威总喜欢背着他那把血红色的吉它。他就这样背来背去，仿佛吉它长在他背上一样。我们问他，为什么你老喜欢背着那把吉它啊？他说，因为这样看起来比较像刚失恋。

就在一个萧威背着吉它去自习的傍晚，我们听见一个失恋女孩的哭嚎声环绕在翡翠湖畔，哀绝如歌。我和萧威听得恐惧不已，谁又在品尝着那刀歌血滴的失恋？谁又在舔着自己的伤口在歌唱？

很多个傍晚我们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正如很多个清晨就那样平静的来临。在那个令人唏嘘不已的夜晚来临之前，我想，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宝山。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一个男生和我一起从图书馆里走了出来。他走路时摇晃的动作和嘴角微微上扬的神态一看就让人知道他自以为自己很帅。

他看了看周围没有女生，便从脏兮兮的袖子里伸出了五个手指，然后缩回了四个，剩下的那个小拇指勾起来伸到巨大的左鼻孔里抠出了一颗巨大的褐色鼻屎。他弹了弹，没弹掉，他又弹了弹，还是没弹掉。于是他弯下腰，生气地把手指往黑色的裤管上一抹便了事了。

我皱了皱眉头。

他看我皱了皱眉头，就安慰我说：别人看不见的。他抬起了脚让我看，又说：喏，你看见了么？

见我没说话，他又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发型好像了。然后，就用他那只手捋了捋用啫喱打得油光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