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这叫变废为宝。”

何檑坐在床上，鼻孔“吭哧”了一下，说：“我看这叫吃饱了撑着。”

兵哥没有立马反唇相讥，他用一种宽容的方式来对何檑进行了反攻。他把卡递到我面前，说：

“公羊，你要打电话么？拿去打个电话吧。”

我说我不用。兵哥把卡往我手中一伸说你别客气别客气，反正里边有的是钱。

盛情难却，我只好用他的卡给家里打了一个极其短小精悍的电话。此后，兵哥又用同样的热情把电话卡依次伸到萧威和小庭的手里，并不时用眼角瞟一下坐在床上的何檑。

由此可见，兵哥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才华，他还具有政治上的才华。他运用的是“联合多国，孤立一国”的策略，这就使得何檑的处境就像海中一个小小岛国那样的可怜巴巴。

我们的大政治家何檑又当如何应付这一切呢？只见他把头转了过去。当他把头转过来之后，那副嘴脸已经不是原先的那副嘴脸。他脸上的笑容甜腻得都快要流淌下来。他温和亲切地说：

“兵哥，你可以把卡借给我打个电话么？”

兵哥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问：“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何檑仍旧是一脸糊了蜜糖似的微笑，说：

“我没有葫芦，我也不卖药。我只想借你的电话卡打个电话，就一个。”

兵哥犹豫把卡递了过去。何蕾接到电话卡后，跳了下床，他拿起一张《环球时报》蹲到了电话机旁。

“喂，您好。请问这里是《环球时报》编辑部吗？”

吖！这家伙把电话打到了《环》的编辑部。他先是诚恳地和别人讨论了一下这几期出现的几个四星上将的辉煌史，接着相互探讨《环球时报》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我们看到兵哥脸上的颜色逐渐地朝着猪肝的颜色发展。大概过了十多分钟，何檑才挂了电话。兵哥赶忙查余额，查完后他就瘫坐在椅子上，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他说：

“只剩下四毛了。”

何檑则乘胜追击。他说：

“我这叫变宝为废。”

兵哥好象没听到他的话，他又重复了一遍：“只剩下四毛了。”何檑具有政治家的才华，却也有政治家的歹毒。他说：

“嘿，比三毛还多一毛。”

何檑彻底地把兵哥击倒了。何檑只是把嘴皮子翻了十几分钟，忙活了一下午的兵哥就成了“杨白劳”。

兵哥用那剩下的四毛钱给家里打了个简短的电话,他的家人却在那个晚上给他寄来了一千块钱。原本穷困潦倒的兵哥收到这一千块钱后展现出他史无前例的阔绰。他手一挥，说：

“哥们，上馆子去。”

原本还在考虑着今晚吃什么菜的我们猛地让“馆子”这个词给震惊了。好久没听这个词了。当我们的口水听到这个词时，都迫不及待地扒开我们的嘴巴肆无忌惮地往外流淌。

何檑为刚才的“胜仗”悔死了。他低声跟我说：

“我肠子都悔青了。”

还好兵哥是一个肚子能撑船的人。他在有钱的时候便忘记了刚刚的痛苦。他响亮地叫道：

“你们寝室的都一块去，对了，一会还叫上宝山，不准带钱包，也别带手机，只准带嘴巴和肚皮。”

就这样，我们带着嘴巴和肚皮出现在“苏记”饭馆的一个包厢里。坐在包厢里的我们俨然一副阔佬的模样。还没上菜之前，我们就已经拿着牙签响亮地剃着牙。

当宝山出现在门口的光亮中时，屋内的剃牙声已经是很响亮的一片了。我们抬起头时，看到了一脸得意洋洋的宝山。只见他的裤管被高高卷起，黑色的袜子生命力极强地扒在乱毛丛生的大腿上，从而使得他的下身呈现出一种“三节棍”的状态。宝山并没有进来，而是立在光芒四射的门口问我们：

“我大腿上的毛是不是很有男人味？”

我们先是摇摇头，而后又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宝山说：

“又摇头，又点头，什么意思？”

我说：“我们的意思是说你有男人味。”

宝山还是不肯进来，他又问：“那我的袜子是不是很性感？”

这次我们都一起点点头。宝山听后，这才肯落座。

其实，女生穿黑色的袜子才会让人觉得性感，男生穿黑色的袜子会让人觉得很臭。

那一顿饭吃得风卷残云、酣畅淋漓，我们几个举杯畅饮。我们大口喝酒，并故意让啤酒从嘴角边上流下来。我们粗犷地用衣袖抹去嘴角的酒沫，一如诗人用诗句抹去天边的云彩。我们对放在桌面上的餐巾纸熟视无睹，我们大口吃菜并频繁地夸奖着“苏记”厨师们那些平凡的手艺。整个包厢都充斥着酒杯碰在一起的“当当”声，我们欢笑时的“哈哈”声以及那些酒肉的香味。

这是我们特有的一种小资生活。大学生因为没有收入来源，所以决定他们不能像大款那样地生活，同时又因为他们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这又决定他们会比一般人多出一种浪漫或是追求。因而我们把自己称为“小资”，并把这种生活称为“小资生活”。

当我们打着饱嗝，堂而皇之地走出“苏记”门口时，老板娘正以一种和兵哥脸上一模一样的阔绰神情掏出一块钱。她对哭闹的小女儿说：

“别吵了，我烦死了，买糖去！”

我知道，这一块钱是从我们的牙缝里抠出来的，确切地说，是从兵哥的牙缝里抠出来的，更为确切地说，是从兵哥父母的牙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