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什么时候我才能像夸韩国队那样夸中国队啊？”

我说：“爸，你别急，体育台那主持说很快了。”

父亲说：“什么很快？”

我说：“体育那主持说到了8006年中国队准能捧得大力神杯。”

父亲听后笑了一下，很苦楚的样子。那种苦楚的笑声是结婚后的男人所特有的苦楚笑声。我说，你一年也就给我打一两个电话，怎么到了世界杯天天都打呀。父亲说：

“你的大学要读四年，我等来一次世界杯也要四年。我把四年的电话全凑在世界杯期间，一次性全打给你。也就是说，你现在才念大二，在最后的两年里你就甭指望我给你打电话啦。”

我“哦”了一声，我知道父亲这是一句玩笑话。父亲是个十足的球迷，看完球赛后哪能睡着，不找人狂侃一番那必定是郁闷无比的。这时何檑不合时宜地把小脑袋伸过来，说：

“你儿子昨晚又献血了。”

电话那头的父亲可真急了，他说你可别瞎说，这么天天献血可别把身子骨给献垮了。听我父亲急了，何檑又说：

“他把血献给床上的蚊子啦。”

何檑说完后哈哈大笑。父亲在那端也是笑得前俯后仰地说何檑你可真幽默。

昨晚的天气真是特别特别的热。我躺在床上睡得迷迷糊糊地感觉到汗像小虫一样地在我身上爬来爬去。穿在身上的衬衫就像是刚洗过的湿毛巾，粘粘地贴着后背，于是不知不觉中把衣服脱掉。朦胧中感觉到好多蚂蚁爬到了身上，艰难地转了个身，汗把皮肤粘在席子上就像撕虎皮药膏似的“唰”地一声。几个蚊子轮流开着轰炸机在我耳边鸣个不停。“叭”的一声，手不由自主地打在脸上，震得耳朵嗡嗡响，人却不见得清醒一些。几只烦人的蚊子轮流着往耳孔里钻，大概是以为那里是个住着母蚊子的山洞吧。我轻轻地把巴掌盖了下去，被困住的蚊子居然慌不择路地钻进耳洞，顿时锣鼓喧天响。我慌忙把手拿开，猫样地晃了几下脑袋。还好那东西没卡死在里边，要不然我脑袋非得炸了。到最后逼得没办法了，才起来开了手机，到处照蚊子，只要看着黑点就猛往上按。似乎什么都没逮着，累得倒身便睡，躺下后才想起夏天通宵供电，自己怎么傻得都不知道去开灯。算了，让蚊子咬死算了，就当是献血吧。

结果第二天起来发现，献血献得脚趾头都肿了，鼻子也高了。

这个学期就以一场让蚊子的痛咬而结束了，我不知道下学期会不会也是一场蚊子的痛咬而开始。我不知道这学期和下学期会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两场让蚊子的痛咬会有什么区别，更不知道这时的我们和将来的我们会有什么区别。然而，时间知道，它慢慢地改变着一切，在我们的无意识状态下改变着这一切。这就如同，你长高了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长高的，你成熟了你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成熟的，你不再爱一个人了你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爱那个人了。

我习惯站在卫生间的时候思索一些与人生有关的问题。我此时的思想也因为生理上的畅快而变得无比的舒畅。

总喜欢在冬天里怀念夏天,或者在夏天里盼着冬天。对于现实的不满似乎是人类的一种禀性，似乎也是我的一种爱好。

思绪总在回到现实片刻之后又腾风飞翔，一如秋风里的绒羽，又如合肥冬日里的飘雪。

在这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站在卫生间昏黄的灯光下。这种昏黄的色调让我想起冬天的路灯，想起那路灯下合肥的飘雪。那时我仰起头，只见雪花像夏日里的飞蛾一样在那灯光下不真实地舞动着身躯。当我的眼睑感觉到一小片冰凉的时候，我才真实地感觉到它不真实的存在。

童年时，曾无数次幻想过长大后自己会来到一个雪花飘扬的国度，却没预想过真实情形中的那股逼人的寒冷。无数次幻想过梦的色彩，却始未料到过这造梦的万般艰辛。我们从不懂事到长大所走的那段路程，就被称为“理想和现实的距离”。每个人童年时的理想都是那么的伟大，没有人的理想时当清洁工，也没有人的理想是三轮车司机。然而这世界上却有着千千万万的人扫着大街和厕所，有着千千万万的人开着哐噹作响的三轮车。对于生活，不知我选择的是低头，还是算选择了面对。对于很多人，梦想，只是表示曾在梦中想过。

我看着笔尖上流泻出的这些文字，就像一个倒地的战士眼睁睁地看着从自己身上流淌出血液，我不知道是在说别人，还是在说自己。这种感觉并不痛苦，却有点难过。就如同死亡，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不必为之痛苦。然而，死亡又意味着这记忆将永远地封尘，就像理想的死去，只有把它跟回忆一起埋葬。因此，谁都会感到难过。

我想，在很多年以后，我老了，我会成为一个诗人。我躺在一把老滕椅上咕哝着对天说：很多人的理想/在年轻时/就已静悄悄地死去

今天大家要分别了,有种曲终人散的感觉。我们买回来了一推的零食 ，放在桌面上，大家唏哩哗啦地吃着，品尝着一堆堆放满桌面的友谊。

萧威还是那样喜欢偶尔说上一两句诗意的话，弹上两曲走调的吉它。小庭还是那样喜欢对国际事务发表两句似乎很有见解的评论。何檑则没什么爱好，只是喜欢吹牛B。只要我们在旁边附和两句，他就会得意洋洋地认为自己吹的牛B是天下最伟大的牛B。何檑很感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