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探望病榻中的东史郎（5）

    原日本京都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士兵

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间人东史郎

二OO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事隔三个月后，在今年（2003年）春天，东史郎先生致信于我，要求在5月份坐在轮椅上再次访问南京，后因他家中亲人和保健医生的坚决不同意，才未能实现其心愿。想不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恢复得这样快，不仅告别了轮椅，还告别了拐杖，这真是一个奇迹。

东史郎先生热情地指引着我们在最里间的榻榻米上坐定，宽大的桌子上，早已放着东史郎先生为我们准备的日文版的《东史郎日记》等资料。久江夫人一溜小跑地为我们端来了水果、饮料和各色小吃。这位年已84岁高龄的瘦弱老妇，不仅身体异乎寻常地健康，而且脸上永远挂着慈祥而善良的笑容，属于贤妻良母型的那种女性，这大概也是东先生能高寿并一再从病榻中站立起来的奥秘之一吧？我心里暗暗地在想着，其实答案早已不言自明了。

落座后，东史郎先生关切地问我：“馆长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日本人习惯上是不随意打听客人年龄的，显得不礼貌。只有好朋友相见，才可能打破规矩，不讲客套。

“请您猜猜看？”我故意反问他，想测测老人家的眼力。

东史郎先生说：“45岁。”

当我告诉他今年49岁，并称赞他眼力不错时，东史郎先生满意地笑出声来。

接着，他又问道：“您当馆长多长时间了？”

我告诉他已经满10年了（1993年5月担任馆长），东史郎点点头，说他的诉讼案迄今也满十年了(1993年4月提起一审诉讼)。他说：“我公布了战时日记，说了真话，但触动了日本右翼势力要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神经，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打压我，写信和打电话威胁我，还跑到我家里来放烟火，骚扰我的家庭正常生活。”说着，他手指了指屋外面近在咫尺的公路，告诉我们当年右翼势力就是在公路上燃烧火堆，借助风力向他家里灌烟的。

东史郎先生接着说：“我还记得66年前12月10日晚8时，我们25名士兵在南京中山门外四方城作战，当时天气一片漆黑，只听见两个中国士兵喊道‘日本’、‘日本’，我们就朝着这声音开枪，晚上10时占领了四方城。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我们是奉天皇之命而去的。在南京，我还用刀亲手砍下了一个坐在地上的中国人的头，我是有罪的，中国人民一定很记恨我。话又说回来，像我这样反省、承认犯罪，并且原原本本地忏悔、真心实意道歉的日本人是不多的。我当时的中队长森英生就很坏，他不仅全盘否认历史，还怂恿桥本光治出来打官司，告我侵犯他人名誉权。这场诉讼历经8年，非常不容易，从这里到东京，来来回回记不清多少趟，日本的法院不公道，支持右翼势力否定历史，真是天理难容。”

我与东史郎接触多年，他亲口承认在南京杀了一个中国人，还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他除了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栏目作特邀嘉宾时，曾说过上述话语，后来再也没有说过，可能是担心中国人憎恨他的缘故吧。

东史郎先生肯定地说：“过去的那场战争是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无疑是侵略战争。我们执行了上司的命令，去南京杀人放火，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南京人民至今一定还会仇恨我们。因此，一定要原原本本地向中国人民忏悔，真心实意地请求中国人民宽恕。我与日本右翼势力之间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诉讼至今已10年，耗费了我许多财力和精力，虽然一再败诉，但我绝不后悔，因为公理和良心让我必须这样去做。”

沉默了一会儿，东史郎先生长叹一声说：“战争犯罪的阴影在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去年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65周年，也是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我准备再去南京，再次向南京人民忏悔和谢罪，护照都办好了，并兑换了人民币，但由于身体原因，确实力不从心。”说着，他拿出护照和票夹给我看，同时顺便把票夹连同1411元人民币捐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